与中国国內这种哀鸿遍野、悲愤交加、同仇敌愾形成极其鲜明而又刺眼对比的，是一海之隔的日本本土。

日本东京，繁华的银座街头。

六月初的东京，初夏的微风中夹杂著东京湾海水的咸腥味。

此时的银座街头，各大新闻社雇了飞机和宣传车，把一张张號外传单，如雪片一般，撒得漫天都是，白花花地铺满了整条街。

日本国內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等各大主流报纸。

纷纷以整版甚至头版的超大篇幅，用最为狂热、囂张和傲慢的口吻，將《塘沽协定》的签订视为关东军乃至大日本帝国的“巨大胜利”！

报纸上，那些粗黑的日文標题极尽张狂之能事，字里行间透著令人作呕的血腥气。

“皇蝗威武，华北门户已开！金陵政府屈膝求和！”

“支那屈服，帝国满蒙权益得到绝对確立！大日本帝国武运长久！”

其实，这份狂热，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埋下了引线。

这一年三月，日本刚刚宣布退出国际联盟。

那位在国联大会上拂袖而去、率团退场的松冈洋右，回到国內，非但没有因为把日本推向国际孤立而遭人唾骂，反倒被成千上万的民眾当成了盖世英雄。

一路从码头到车站，夹道欢迎，被人硬生生捧成了“离开国联的男子汉”。

紧接著，又是偽“满洲国”建国一周年等种种庆典。

这几桩事一件接一件，早已把这个岛国上下，煽动得如同一锅烧到沸点的滚油。

如今《塘沽协定》一签，华北的大门被生生撞开，这锅滚油，便再也压不住，轰然沸腾起来。

其实，自昭和初期的经济大萧条以来，日本国內矛盾重重。

日本军部高层，正是利用了底层民眾对贫穷的恐惧，將侵略我国粉饰为寻找“帝国生命线”的圣战。

如今，被军国主义思想彻底洗脑的日本国民，在看到报纸后的第一时间。

非但没有对侵略他国、屠杀无辜平民感到哪怕一丝一毫的愧疚，反而再次陷入了疯狂的沸腾与狂欢之中！

整个日本，仿佛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精神病院。

成千上万的日本民眾，犹如被打了强心剂的疯子，自发地从工厂、学校和家中涌上街头。

东京的各大百货店，一夜之间，橱窗里全换上了应景的陈设——三越百货把整面墙的橱窗，布置成了华北的沙盘地图，一面面小小的膏药旗，密密麻麻地插满了从山海关到北平城下的每一处地界。

引得路过的行人纷纷驻足，指指点点，脸上儘是那种得了便宜的兴奋。

银座的料理屋、居酒屋里，早已座无虚席，男人们端著清酒，一杯接一杯地干，嘴里翻来覆去地嚷著“祝捷”、“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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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平日里矜持的商家，甚至把清酒的木桶直接抬到店门口，敞开了供人白喝，一时间，整条街上，酒气熏天。

夜幕降临，这场癲狂，被推向了顶点。

男人们穿著传统的和服或者西装，领带被扯得歪歪扭扭，手里举著清酒瓶又叫又跳。

女人们穿著传统的浴衣，还有无数胸前繫著白色布条的“国防妇人会”的家庭主妇，她们在街头狂热地为出征的士兵缝製“千人针”。

（千人针是日本文化中的护身符，由上千名女性各缝一针製成，用以祈福士兵平安归来）

甚至连那些牙牙学语、才刚刚学会走路的孩童，都被父母换上了迷你的军装。

手里挥舞著那刺眼的膏药旗，用稚嫩的声音哼著充满杀戮气息的调子，在街头举行了盛大而癲狂的“提灯游行”。

这本是日本人逢年过节、庆贺喜事的旧俗，如今却被用来庆祝一场踏著邻国尸骨换来的胜利。

夜晚的东京，被无数印著“武运长久”、“祝捷”、“蝗军大胜”字样的红白纸灯笼照得亮如白昼。

犹如蝗潮般的蝗虫们，匯聚在蝗居的广场前。

那一张张在灯笼红光映照下显得扭曲而亢奋的面孔，在酒精和军国主义狂热的催化下，爆发出阵阵歇斯底里的狂吼：“天闹黑卡！板载——！”

“大日本帝国蝗军，板载——！”

木屐踏在柏油路上，密密麻麻，混著艺伎敲打的太鼓声、军乐团奏起的《君之代》，吵得人耳膜生疼。

收音机里，nhk的播音员用那种亢奋到变调的嗓音，一遍又一遍地播报著“赫赫战果”。

街头的孩童们，则被大人教著，排成一队，唱起了那些新编的、鼓吹侵略的军歌。

男人们相互敬酒，勾肩搭背，大声的谈论著帝国的勇武。

女人们捂著嘴，喜极而泣，仿佛它们的丈夫、儿子，当真在战场上立下了什么盖世的功勋。

它们载歌载舞，男人相互敬酒，女人喜极而泣，仿佛他们才是世界上最正义、最委屈的民族。

它们肆无忌惮地庆祝著他们通过赤裸裸的武力和侵略、踩著无数我国军民的尸骨所掠夺来的可耻胜利。

在东京的一处高级料亭內，几名军部的將官正搂著艺伎，推杯换盏。

“支那人，不过是一群没有骨气的劣等民族！”一名满脸横肉的大佐將杯中的清酒一饮而尽，囂张地大笑道。

“只需蝗军稍微展露一下武力，他们就会乖乖地把华北大门敞开！”

“用不了多久，不仅是华北，就是整个支那和东亚，都將臣服在天蝗陛下的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