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2月中旬，波兰，罗兹市

科瓦尔斯基踏著尚未完全融化的积雪，穿过罗兹工业区宽阔却略显萧条的街道。

他三十出头，脸庞消瘦，身穿一件半新的深灰色干部装，左胸口袋前面別著一枚崭新的波兰共產党党徽和一枚象徵“德国-波兰无產阶级兄弟友谊”的徽章。

三年前，他还是这座城市一家纺织厂的地下党联络员，在机器的轰鸣和工头的监视下秘密传递传单，组织工运；

现在，他是“罗兹市第六区生產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委员会”的第三副主任。

这个头衔很长，代表的责任更重。

科瓦尔斯基的辖区涵盖十七家大小不一的纺织厂、机械作坊和印染厂，他的任务是监督並实际推动这些生產单位从私人所有向“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的平稳过渡——用柏林和莫斯科同志们带来的术语说，叫做“有步骤、有区別的社会主义改造”。

早晨八点整，科瓦尔斯基走进委员会办公室。办公室原是一位犹太工厂主的，现在墙上刷著

“一切权力归劳动者！”“五年计划，波兰新生！”的標语。

办公室里已是一片忙碌：

打字机咔嗒作响，工作人员用德语、波兰语、俄语混杂著打电话或交谈，墙上掛满了画满箭头和百分比的生產进度图、股权结构图。空气中瀰漫一种目標明確的工作气氛。

科瓦尔斯基的第一个会议在九点，是与两位国际顾问以及本地工人代表组成的纺织厂接收小组的晨会。

德国顾问来自德国鲁尔区，曾参与接管並改造那里的重工业。

他的作风严谨，从德国带来了一套套印好的表格、流程清单和韦格纳模式下工会参与管理的案例手册。

苏联顾问的年纪稍长，参加过俄国国內战爭，后来在苏联早期的工业管理部门工作，经验丰富但更注重政治动员和阶级清算。

两人风格迥异，但目標一致：帮助波兰同志站稳脚跟。

“科瓦尔斯基同志，”德国同志开门见山，摊开了工厂资產清单，

“根据上周的初步清点，主要生產设备保养尚可，但財务帐簿混乱，存在大量可疑债务和关联交易。

原厂主试图通过复杂的债权关係转移实际资產。

我的建议是，依据《过渡时期生產单位处置暂行条例》第十七条，宣布这些债务协议无效，立即冻结剩余资產，由我们指定的会计小组重新核算。”

俄国同志吸著自製菸捲，缓缓补充道：

“厂子里的工人同志们反映，原管理层有三个高级职员是前国家民主党（右翼民族主义政党）的活跃分子，並且有证据表明他们在上个月故意破坏了一批染料，试图製造生產混乱，嫁祸给我们。

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破坏。我建议，立即控制这些人，召开全厂工人大会进行公开批判，然后移交人民法庭。必须树典型，立规矩。”

本地的工人代表，一位叫斯坦尼斯拉夫的老织布工，则更关心实际问题：

“厂子里的机器不能停。很多工友家里就指望著这份工资。

新的工厂管理委员会选出来了，但大家心里没底，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干。

原料库存只够两周了。”

科瓦尔斯基一边听著，一边快速在笔记本上记录。

这就是他每天面对的工作：德国式的制度设计与法律程序，苏联式的政治敏锐和阶级斗爭锋芒，以及波兰本土最迫切的生產延续和工人吃饭问题。

三者必须兼顾、平衡、拧成一股绳。

“德国同志的建议很重要，厂子里的债务问题必须依法釐清，避免国家资產流失。

苏联同志指出的破坏行为性质恶劣，也必须处理。”

科瓦尔斯基先定下基调，

“但是，斯坦尼斯拉夫同志的问题更紧迫。

我的意见是：

第一，今日就由新成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和工会出面，与原有供应商重新谈判，我们可以请专区贸易委员会的同志提供支持，必要时动从德国调配应急原料。

第二，对那三名涉嫌破坏的职员，立即停职，由工人纠察队配合內务部门同志调查取证。

但全厂批判大会暂时不开，以免影响当前生產情绪，待证据確凿、生產稳定后再行处理。

第三，財务清算按德国同志的方案走，同时，委员会今天下午就要进驻工厂，与工人管理委员会一起，制定接下来一个月的详细生產计划和保底工资发放方案。

不能让机器停，更不能让工人饿肚子。”

德国同志点了点头：

“可以。程序正义与生產稳定並重。我会协助起草给供应商的法律函件和新的原料採购协议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