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6月下旬，北大西洋，法兰西岛號邮轮

“法兰西岛”號优雅的白色船体划破大西洋海面，烟囱吐出的浓烟在身后拉出一条长长的轨跡。

头等舱的舞厅里依旧飘出爵士乐，但对於甲板下层和三等舱的许多乘客而言，这趟航程並非度假，而是一次充满焦虑与不確定性的迁徙。

经济危机的寒流比墨西哥湾流更彻底地冻结了许多美国人的生计，也驱使著他们將目光投向传闻中风景独好的彼岸——欧洲，更確切地说，是那个正在以惊人速度重建、並宣称“没有失业”的红色德国。

斯诺倚在三等舱吸菸室的栏杆旁，海风吹乱了他的头髮。

他比原计划提前了近三个月动身，自费支付了这趟航程的费用。

编辑鲍威尔在批准他“提前打前站”时那句“报社薪水可只从九月算起”的提醒言犹在耳，但斯诺觉得，要真正理解十月的科技大会，他必须看看“平常”的德国，看看那些被危机驱赶而来的同胞们眼中的德国。

吸菸室里和附近的甲板上，聚集著不少面容疲惫、衣著朴素但收拾得儘量体面的美国人。

他们交谈的只言片语伴隨著海风飘进斯诺的耳朵：

“…埃森的钢铁厂还在招工…”、

“…柏林那边的公寓，说是按家庭人口分配…”、

“…必须先去巴黎办过境，德国领事馆说这样最快…”

斯诺掏出笔记本和铅笔，走近一群正在分享一包廉价香菸的男人。

他表明了记者身份，表示想了解他们去欧洲的原因。

起初人们还是有些警惕的，但或许因为同是美国人，又或许因为积鬱需要倾诉，他们逐渐打开了话匣子。

第一个开口的是托马斯·米勒，四十岁左右，原印第安纳州芒西市一家汽车配件厂的工头。

“为什么去德国？”

米勒苦笑一声，狠狠吸了口烟，

“因为在芒西没活路了。厂子关了，老板说订单没了，信贷断了。我技术还在，但整个中西部，像我这样的机械师、装配工，成千上万地閒著。

领了几个月救济，眼看就没了。

然后我看到这个——”

他从內衣口袋掏出一张德英双语的招工传单，来自“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劳动部国际工人交流办公室”，上面罗列著埃森、多特蒙德、马格德堡等地工厂急需的工种：

熟练钳工、电工、焊工、火车司机……承诺根据技能评定提供与德国同级工人相等的工资、標准住房、医疗保险及子女教育机会。

“它出现在我们工会办公室外面，天知道是谁贴的。一开始都觉得是骗局，赤色宣传。

可后来，厂里原来的几个德国裔老工人，他们联繫了老家亲戚，回信说…那边是真的缺人手，工厂日夜不停，工资是实物加『劳动马克』，购买力稳定，房租便宜得嚇人。”

米勒眼神复杂，

“我知道那边是共產党当家，跟咱们不是一路。可我管不了那么多，先生。我得养活老婆和三个孩子。

那边有条活路，有份能用上我手艺的、稳定的工作，这就够了。政治？让华盛顿那帮老爷们操心去吧。”

旁边一位年纪稍长、戴著破旧呢帽、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清了清嗓子。

他是罗伯特·詹金斯，前明尼阿波利斯一家小银行的信贷员。 银行破產后，他失去了一切。

“米勒先生是为了工作，我…或许还为了点別的。”

詹金斯声音低沉，带著苦涩的自嘲，

“我审核过无数贷款，相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结果这只手把我们所有人都掐得快断气了。

胡佛总统说『繁荣就在眼前』，可我在德国的报纸翻译文章里看到的是另一套说法。

他们那个领导人，韦格纳，几年前就预测了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说这是制度性的，无法避免。

当时我觉得是无稽之谈，现在…”

他摇摇头，“他们那边没有股市崩盘，因为根本没有我们这样的股票市场。

银行是国家所有，不会挤兑倒闭。物价受控制。

听起来像是失去了自由，但看看我们现在的自由——自由地失业，自由地失去家园，自由地在街头瑟瑟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