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终於驶入了柏林市中心。

赫尔透过车窗看见一座巨大的建筑物，方方正正的轮廓横跨了整整一个街区，灰白色的外墙上镶嵌著大幅的玻璃窗，玻璃背后的走廊里有穿著白衬衫的人来来往往。

建筑的正面有一排浮雕，刻的是劳动者群像——有拿锤子的、有抱麦穗的、有握著圆规的，线条粗獷但有力，每一张脸的轮廓都清楚分明。

浮雕下方的墙壁上嵌著一块铜牌，上面刻著一行德文。

就在这时候车子停下来了。

前面的路口亮著红灯，一排有轨电车並排停靠在站台上，车门开著，乘客们不紧不慢地上上下下。

没有人推搡，没有人往车门里挤，后面的人站在离车门半米远的位置安静地等著，等前面的人上完了才迈步。

一个拄拐杖的老太太在车门口停了一下，台阶有点高，她抬了抬腿没够著。

站在她身后的一个年轻姑娘伸手託了一下她的胳膊肘，老太太稳住了重心上了车，回头冲那姑娘说了句话。

姑娘摇摇头，笑了笑，等老太太上去了才自己迈步。

赫尔望著那个站台上的每一张脸——老人、青年、孩子、工人、职员。每一张脸上的神色都不一样，但有一种共通的东西让它们连在一起。

他说不上来那是什么，不是高兴，不是骄傲，不是任何可以用一个词概括的情绪。

更像是“不慌张“。

就像一个人知道自己明天有饭吃、后天有地方住、大后天的工作还有人等著他去做，所以他不需要在今天把所有的东西都抓在手里攥紧。

绿灯亮了。

车子重新启动，赫尔把目光从站台上收回来。

他忽然意识到一件事：从机场到市中心这段路走了將近四十分钟，他没有在任何一个街角看见乞丐。

没有裹著报纸缩在门洞里的人，没有向行人伸手的胳膊，没有蹲在地铁口前面摆著空罐头的旧棉被。

这段路程经过了住宅区、商业街、广场、车站，他见过推婴儿车的母亲，见过蹲在门口修自行车的中年男人，见过挑苹果的小伙子和餵鸽子的老人，但所有这些面孔的底色都是“过得还不错“。

不是豪华，不是阔绰。

是“过得还不错“。

车子在一栋灰白色的大楼前面停稳了。司机下了车，绕到后座门边替他打开门，侧身让出通道。

“赫尔先生，到了。“

赫尔从车里出来，双脚踩在柏林人行道平整的砖面上。

他抬头看了看面前的建筑——不高，不超过五层，窗户方正，窗框刷著深绿色的漆，墙面上没有裂缝也没有剥落的水泥。门廊上方没有雕刻花纹也没有金字招牌，只有一块不大的门牌，白底黑字，写著地址。

他忽然想起自己今天早上离开华盛顿之前吃的那顿早餐。

白宫厨房端上来的鸡蛋煎得有点老，咖啡是隔夜煮的，麵包是前天送来的。

他那时候忙著看简报，三口两口就吃完了。

此刻站在柏林街头，被二月的冷风一吹，胃里忽然空荡荡的，饿得有点发虚。

他还没吃午饭。

他回头看了一眼来路，那辆深灰色的轿车已经安静地驶离了，尾灯在街角闪了一下便不见了。

街道上依然有行人来来往往，有人提著一兜土豆，有人腋下夹著一卷报纸，有人牵著一条短腿的腊肠犬慢慢走。

阳光从云层缝隙里漏下来，薄薄地铺在砖面上，像一层泛著淡金色的水。

赫尔站在门廊前，把大衣领子拢了拢，深吸了一口气。

他抬脚迈上了台阶。

门厅不大，方方正正的，地面铺著深灰色的水磨石，被擦得能照出人影来。

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鞋底——在机场柏油路上沾的那层薄灰印在地面上，清清楚楚地留了一个脚印。他本能地想蹭掉，但门厅角落一个穿白衬衫的中年人已经端著一块湿布走了过来，冲他点点头，弯下腰把那枚脚印擦去了。

赫尔愣了一下，那人已经直起身来，把湿布收进一只小桶里，朝他微微一笑，转身走了。

赫尔注意到他的衬衫袖口是扣著的，领口雪白，腰上繫著一条深蓝色的围裙，围裙的系带在背后打了一个整齐的蝴蝶结。

前台是一张浅色的木桌，桌面宽大，除了一个登记簿和一支笔之外空无一物。

一个年轻姑娘站在桌后，头髮在脑后扎成一条短马尾，穿著素色的羊毛开衫，手里捏著一支铅笔。

她看见赫尔进来，合上了面前那本翻开的书——赫尔余光扫到书皮上的字，是德文，像是某种工程技术类的教材——然后起身朝他微笑，用英语说：

“赫尔先生，欢迎。

房间准备好了，四楼，朝南，窗户对著施普雷河。“

她递给他一把钥匙。

黄铜的，打磨得发亮，钥匙柄上拴著一小块皮质的圆牌，上面用钢印压著房间號。

赫尔接过来的时候掂了掂，比他在美国住的那些酒店里的塑料钥匙牌沉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