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年4月3日，纽约第六大道。

摩托罗拉工程师马丁·库珀站在人行道上，手里拿著一个重约1.1公斤,通体米黄色的砖块状设备。

他深吸一口气，在同行工程师和几名记者的注视下，按下了一个键，然后將这个砖块举到耳边。

“嘿，乔尔。”库珀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隨意，但嘴角抑制不住上扬，“我是马丁，你猜我在用什么给你打电话？”

“一部真正的，可携带的，无线的电话。”

“我现在站在第六大道上，周围全是汽车喇叭声，听清楚了吗？”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然后是恩格尔复杂难辨的声音：“我听得很清楚，马丁。”

人类歷史上第一通民用行动电话，在纽约街头接通了。

记者们的闪光灯亮成一片。

库珀手中的dynatac原型机，这个耗资百万美元，需要充电十小时才能通话三十分钟的砖头，此刻象徵著通讯技术一个全新纪元的开端。

消息在第二天登上了《纽约时报》科技版的头条。

但淹没在更引人注目的水门事件听证会报导中。

相较於这种科技新闻，人们更愿意去超市看看，九黎又运来了什么价格低廉的工业品。

大多数读者將它看作又一个有趣的科技奇观。

像太空竞赛一样。

离普通人的生活还很遥远。

然而，在遥远的西贡，一份由潜伏在摩托罗拉实验室的產业情报员，发回的加密简报，连同《纽约时报》的剪报，被紧急送到了龙怀安的办公桌上。

龙怀安仔细读完了简报，目光长久地停留在dynatac原型机的模糊照片上。

他走到战略规划局那面巨大的世界地图前，地图上已经用不同顏色標註了九黎的军事存在，经济渗透区域和文化影响范围。

虽然，九黎目前已经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

但长距离通信，目前主要还是要依赖海底电缆和地面基站。

而且这些大部分被西方公司控制。

“有线通讯的时代，我们落后了，被动了。”

龙怀安对身旁的总参谋长陈卫国，和科技部长吴启明说。

“海底电缆的节点在別人手里，国际通讯协议是別人定的。”

“我们落后了，想要追赶很难。”

“但无线通讯，尤其是移动无线通讯，这是一个全新的战场。”

“规则的书写才刚刚开始，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另起灶炉，进行弯道超车。”

他转过身：“找到马丁·库珀，找到摩托罗拉这个项目的核心团队。”

“不计代价，把他们挖过来。”

“买不到技术，就买人。”

“买不到全部，就买最关键的部分。”

“我们要在所有人意识到这砖头意味著什么之前，拿到入场券，而且最好是vip席的票。”

九黎的行动快如闪电。

通过设在开曼群岛和瑞士的复杂离岸公司网络，一家看似与九黎毫无关联的“亚太前沿科技投资公司”向摩托罗拉伸出了橄欖枝。

表示对移动通讯技术的“纯粹商业前景”极为看好。

愿意提供远超市场预期的研发资金和合作条件。

同时，另一条更直接的线也在运作。

马丁·库珀在接到一个来自国际电子工程师协会的，报酬极高的远东技术諮询邀请时，最初是拒绝的。

但邀请方隨后提供了一份令他无法忽视的清单。

承诺提供一个完全由他主导，预算近乎无限，且拥有“跨越式研发目標”的顶级实验室。

保证他的核心团队成员，获得三倍於摩托罗拉的薪酬和顶级生活保障。

並且暗示，这个实验室將致力於让行动电话，不再是华尔街精英的玩具，而是连接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普通工具的愿景。

库珀心动了。

在摩托罗拉，dynatac虽然成功，但內部官僚体系，和对於市场前景的爭论正在消耗他的热情。

那个来自东方的邀请，描绘的图景更大胆，也更符合他作为工程师的初心。

改变世界，而不仅仅是做一个產品。

73年秋，库珀和他的五名核心团队成员，以“学术休假”和“私人技术諮询”的名义，低调地飞抵西贡。

他们被安排住进靠近九黎科学院的一片寧静而安保严密的专家別墅区。

实验室已经准备就绪，设备全是当时最顶尖的。

甚至有些是库珀只在文献上见过原型的仪器。

龙怀安亲自接见了他们，没有繁文縟节，开门见山：“库珀博士，这里的设备，资金，人员支持，全部为你服务。”

“我只有两个要求：第一，儘快將行动电话变成可靠，可量產，成本持续下降的商品。”

“第二，在此基础上，我要你主持一个更宏大的项目，我们称之为『星链』。”

库珀疑惑：“星链？”

龙怀安示意助手展开一幅巨大的近地轨道示意图。

“我们计划，在未来十年內，用我们自己的运载火箭，向离地面500到2000公里的轨道，发射成千上万颗小型，低成本的通讯卫星。”

“它们组成一个覆盖全球的网状星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