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课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授课的是系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姓吴，早年曾留学苏联，对那套理论体系推崇备至，讲述时总带著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感。
这天的课堂，依旧瀰漫著这种气息。高高的讲台上，吴教授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清晰的图示：“同志们，我们必须深刻理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生產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科学体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体现，它消除了资本主义生產的无政府状態和周期性危机……”
言清渐坐在靠窗的位置，安静地听著，笔记本上寥寥记著几个关键词。身旁的寧静则微微蹙著眉，手指无意识地把玩著钢笔，显然对这种照本宣科式的宣讲有些耐不住性子。
吴教授继续阐述著苏联教科书上的经典理论：计划是法律，一切生產活动必须服从国家统一计划；计划机关通过科学的计算和平衡，可以最优配置资源；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他讲得投入，仿佛在描绘一个已然完美运转的精密机器。
“……因此，任何脱离计划、盲目追求所谓『市场调节』或『局部灵活性』的想法，都是错误的，都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整体性和优越性。”吴教授最后总结道，目光扫过台下，“大家要牢牢把握这个根本原则。”
课堂惯例的討论环节开始。大多数同学提出的问题或发表的看法，都小心翼翼地在教科书框架內打转，或者是对某些具体表述的请教。
轮到言清渐时，他合上笔记本，抬起头，语气平和但清晰：“吴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刚才提到，计划机关通过科学计算可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那么，在现实操作中，计划机关是如何获取全国成千上万种產品、数以亿计的生產、需求和消耗的即时、准確数据的呢？比如，我们现在坐的教室需要多少粉笔，明年华北地区需要多少棉花种子，这些微观、具体且动態变化的信息，如何能及时、无损耗地匯聚到中央计划部门，並做出既科学又及时的决策？”
这个问题像一颗小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它没有直接否定计划经济的理论优越性，却直指其运行中可能存在的核心难题——信息问题。
吴教授推了推眼镜，略微沉吟：“这涉及庞大的统计体系和科学预测方法。我们的统计部门在不断完善，计划工作也讲究『从群眾中来，到群眾中去』，通过层层上报和匯总……”
“可是老师，”言清渐继续追问，態度依旧恭敬，“层层的上报和匯总，是否意味著信息传递的延迟、失真甚至是『加工』？基层单位为了更容易完成计划指標，会不会倾向於隱瞒生產能力或虚报需求？当计划主要依据的是『上一周期完成情况』加上一个『合理的增长係数』来制定时，这是否可能导致『棘轮效应』，即越是高效完成计划的单位，下一期的指標压力越大，反而挫伤了积极性？这会不会是实践中有时出现『计划赶不上变化』、『生產与需求脱节』现象的一个原因？”
他列举的“棘轮效应”、“信息失真”等词汇，虽然此刻並未出现在任何主流教科书中，但其描述的现象，却让在座一些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学员，如那位周厂长，不由得微微点头。
吴教授的脸色严肃起来，他意识到这个学生不是在简单提问，而是在挑战某些深层次的运行逻辑。“言清渐同学，你的思考很活跃。但我们要看到，任何制度都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我们目前工作中的一些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不能因此怀疑根本制度。加强思想教育，提高计划工作的科学性，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確方向。”
这时，寧静忽然举手，得到示意后，她站了起来，声音清脆：“吴老师，我是否可以补充一点观察？我在苏联学习时，也注意到类似的问题。他们的工厂管理者之间私下流传一句话：『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付钱给我们。』这当然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一种现象：当所有人的收入、晋升都严格与完成『计划指標』（常常是数量指標）掛鉤，而指標本身可能不尽合理时，很容易导致大家只关心『达標』，而不是真正关心產品的质量、技术的革新和实际的市场需求。结果可能就是，仓库里堆满了不符合需求的『计划產品』，而真正需要的东西却短缺。这是不是一种……激励机制的扭曲和效率的损耗？”
她的话更大胆，直接引入了外部观察实例。课堂上一片轻微的骚动。
吴教授的脸色更加凝重，但他保持了学者的风度：“寧静同学提到的现象，需要辩证看待。社会主义经济强调有计划按比例，本身就包含了对质量和需求的考量。当然，具体执行中如何更好地將国家计划与人民群眾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如何完善我们的考核与激励制度，这確实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我们必须坚持，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框架下，通过改进工作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动摇根本。”
他巧妙地將话题拉回了“坚持框架，改进方法”的安全范畴，但显然，言清渐和寧静提出的问题，已经触及了苏联式计划经济模式在实践中难以迴避的几大弊端：信息机制的僵化（难以获取和处理海量动態信息）、效率的递减（因激励扭曲和管理过死导致的创新不足与资源错配）、管理上的过度僵化（一切服从计划，缺乏因地制宜的灵活性）、比例的容易失调（计划难以精准反映复杂多变的需求结构）、以及最根本的激励不足（干好干坏一个样，甚至干得越好未来负担越重）。
课堂时间在略显激烈的思想碰撞中接近尾声。吴教授最后总结道：“今天的討论很有意义。理论需要联繫实际，实际中的问题也促使我们深化对理论的理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希望大家继续保持这种思考和探究的精神。”
下课铃声响起。同学们陆续离开教室，不少人还在低声討论著刚才的话题。
寧静快步追上走在前面的言清渐，眼睛亮晶晶的：“行啊，小师弟，敢在吴老夫子的课上放炮！你那些问题，什么『信息失真』、『棘轮效应』，说得可真够尖刻的，但……我觉得挺在点上。”
言清渐笑了笑：“只是把看到、想到的一些困惑提出来罢了。吴老师说得对，问题要在框架內寻找解决办法。”
“框架內？”寧静撇撇嘴，压低声音，“你心里真这么想？你那套让纺织厂起死回生的办法，我看可没完全照著『框架』来。你偷偷引入了『绩效积分』，那不就是变相的物质激励？跟『政治掛帅、思想领先』的调子可不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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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清渐看了她一眼，这个师姐的敏锐超出他的预期。“最终目的是提高生產，满足需求，改善工人生活。只要这个大方向符合社会主义生產目的，具体方法可以探索。上层建筑的总体原则是定型的，但具体到一个工厂、一个车间的微观运作，完全可以，也必须有一定的灵活性。否则，计划就成了束缚生產力的枷锁。”
“微观灵活性……”寧静咀嚼著这个词，若有所思，“你这说法，有点意思。不过，尺度可不好把握，弄不好就是『偏离方向』。”
“所以需要谨慎，需要试验，更需要像今天这样，在理论上把道理辩明。”言清渐平静地说，“知道弊端在哪里，才能知道改良该从哪里著手。”
两人边走边聊，走向图书馆。他们都清楚，今天的课堂爭论只是一个缩影。在轰轰烈烈的工业化建设背后，关於经济管理体制的思考、爭论与悄然发生的边缘实践，早已在许许多多像言清渐这样的基层实践者和思考者心中萌发。僵化的理论教条与鲜活的经济现实之间的张力，正在积聚。而像言清渐这样，既能深刻理解现存体制的逻辑与困境，又能基於实际提出切实可行的渐进改良方案的人，或许正在不知不觉中，为未来的某种变化积累著宝贵的局部经验和思想资源。这条路註定不易，但思想的激盪与实践的探索，已经悄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