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棋课是每周三次。

费拉里教授很快发现，刻律德菈对象棋的理解方式与常人不同。

大多数棋手——无论是初学者还是大师——思考的是“如何贏”。他们会计算步数，推演变化，寻找对手的破绽。

这是正常的、正確的下棋方式。

刻律德菈思考的是“如何让棋盘达到它应有的形態”。

她下棋像在整理一间乱了的房间。

不是攻击，不是防守，不是计谋，而是——归位。

每一个棋子都应该在它应该在的地方，整盘棋应该呈现出一种平衡的、和谐的、符合某种內在法则的形態。

当她达成这种形態的时候，胜利往往会自然而然地到来。

“您下棋的时候，像是在执行某种规则。”费拉里教授有一次这样说。

刻律德菈正在收拾棋盘上的棋子，她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將象牙棋子一颗颗放回木盒里。

“规则本来就存在，”她说，“我只是把它找出来。”

费拉里教授后来把这句话记了很多年。

1922年的夏天，义大利的政治气温比罗马的八月还要灼热。

法西斯党的黑色衬衫像潮水一样在北部平原上蔓延。墨索里尼的名字从报纸的边缘爬上了头版，从被人嘲笑的对象变成了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

十月底，国王做出了那个將改变一切的决定——当法西斯武装向罗马进军时，他拒绝签署戒严令。

墨索里尼被任命为首相。

奎里纳尔宫里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没有人公开討论这件事，但每个人都知道，有什么东西正在发生改变。

刻律德菈七岁了。

她站在书房的窗前，看著罗马城的方向。手杖握在手中，水晶王棋抵著掌心。

她刚刚结束和费拉里教授的棋局——今天她第一次在正式对弈中战胜了教授，用了一手弃子攻杀。教授摘下眼镜，看了很久的棋盘，然后说：“殿下贏了。”

她没有笑。

因为她知道，在棋盘之外，另一场更大的棋局刚刚开局。她的父亲刚刚走出了一步棋——任命墨索里尼为首相——这步棋在歷史书上被反覆分析、爭论、评判。

有人说是为了避免內战，有人说是向法西斯投降，有人说那是萨伏依王朝覆灭的开始。

而她站在这里，知道这一切，却什么都做不了。

七岁的身体太小了。

手杖在她手中微微握紧。

1923年，刻律德菈八岁。

这一年，费拉里教授开始在象棋课之外，给她讲授法学基础。

不是那种给儿童准备的公民教育，而是真正的法学——罗马法的基本原理，查士丁尼法典的体系，自然法的概念。这些东西本不该教给一个八岁的孩子，但费拉里教授已经不再用“应该”来衡量这位学生了。

“法是什么？”他在黑板上写下这个问题。

刻律德菈思考了一会儿。

不是孩童那种绞尽脑汁的思考，而是一种安静的、向內探寻的停顿。

“法是秩序。”她说。

“谁的秩序？”

“……事物本来的秩序。”

费拉里教授放下粉笔，“殿下的意思是，法不是被人创造出来的，而是被人发现的？”

刻律德菈看著他，那双蓝色的眼睛里有一种让老教授感到心悸的清澈。

“我不知道。”

她说，这是她少有的说“不知道”的时刻，“但我觉得……有些规则，在人们写下它们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人们只是把它们写下来，然后叫它们『法律』。”

费拉里教授沉默了很久。

那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道：“今日授课，殿下论及法的本源。其言如古之哲人，非幼童所能道。然其神情坦荡，並无故作高深之態，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件理所当然之事。此女將来，必非凡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