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秘书闻言，也愣了一下。

书记有交代，今天是苏联专家跟技术处工程师的民主生活会，討论技改和氧气顶吹转炉的事，不算什么机密，而且会议应该快结束了。

他明白这个道理，转身去搬来两张凳子，放在会议室门口，又端了两杯茶过来。

李云龙一屁股坐下，翘起二郎腿，叼著烟，眯著眼睛，满脸不耐烦。

他向来坐不住，开会坐不住，等人更坐不住。可赵刚说了等，他就得等。

在独立团的时候就这样，李云龙谁的话都不听，就听赵刚的。

不是怕，是服。赵刚这个人，你跟他吵完了还得服他，因为他说的在理。

不同於李云龙的不耐烦，赵刚倒是耐心得很。

他坐在凳子上，背靠著墙，闭著眼睛，像是在养神，其实在听。

他好奇这个师弟，已经七年多没在一起工作了，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状態。

在独立团的时候，刘国清是参谋，图纸、爆破、工事测算，全师找不出第二个比他精的。

那时候赵刚就觉得，这个人將来能成大器。

不是因为他聪明，是因为他踏实。聪明人多了去了，踏实的不多。

会议室里传出刘国清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隔著门板也能听见。

“弗拉基米尔同志，技改方案的核心，不是设备，是人。设备可以买，技术可以学，但人得自己培养。你们苏联专家能待多久？三年五年？十年？等你们走了，这些设备谁管？这些技术谁消化？所以我坚持，技改必须跟人才培养掛鉤。你们教一点，我们学一点，你们留一点，我们琢磨一点。教学互长，谁也不吃亏。”

翻译翻了。

弗拉基米尔的声音传出来，带著浓重的口音，中文说得磕磕绊绊，但意思很清楚：“刘，你说得对。但人才不是一天能培养出来的。你常对我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你太著急了。”

“我不急。”刘国清的声音又响起来，

“但我的国家急。我的工业急。我的国防急。你不能让我慢慢来，我没时间慢慢来。”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

赵刚靠在墙上，闭著眼睛，嘴角微微翘了一下。

这话说得，像是他师弟的风格。不急，但国家急。不急，但工业急。不急，但国防急。

三个“急”字，把什么都说明白了。

他不是在跟弗拉基米尔討价还价，是在告诉他——这是我的底线，你看著办。

弗拉基米尔沉默了几秒，然后笑了。

那笑声隔著门板传出来，爽朗得很，带著点无奈，也带著点佩服：“刘，你是我见过的最不讲道理的中国人。”

“你也是我见过的最不讲道理的苏联人。”

刘国清的声音里带著笑意，“所以我们才能坐在一起谈。讲道理的人，谈不出结果。”

会议室里响起一片笑声，有苏联专家的，有技术处工程师的，连翻译都在笑。

李云龙叼著烟，眯著眼睛，听著里头那些技术术语，什么“氧气顶吹”“转炉”“配料比”“冶炼时间”，一个都听不懂。

他抽了两口烟，弹了弹菸灰，嘟囔了一句：

“他娘的，刘麻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能说了？以前咋没发现？”

赵刚睁开眼，看了李云龙一眼，没接话。

他听得懂。不是听得懂技术，是听得懂刘国清说话的节奏。

每一句都有目的，每一个词都有分量。不废话，不重复，不绕弯子。

跟弗拉基米尔说话，像跟老友聊天，平等，自然，谈笑风生。

不是那种“我是老师你是学生”的居高临下，也不是“我有求於你”的低三下四。

刘国清跟弗拉基米尔討论的方案，更像是刘国清的方案。

苏联专家不是在“指导”，是在“配合”。

赵刚想起刘国清说过的话——“炼钢先炼火，好钢靠火候。钢水里头的门道，琢磨透了，就是技术。

琢磨不透，就是玄学。”这话糙，但理不糙。

刘国清这个人，粗中有细。

他的那些想法，那些格局，不像自己的刚直。

自己的刚直，是寧折不弯。

刘国清的刚直，是外圆內方。

看著隨和，骨子里比谁都硬。

赵刚靠在墙上，闭著眼睛，脑子里翻来覆去转著一个念头——师弟回京快一年了。

同在京城，百万庄离总参不远，见面的机会不少。

每次见面，刘国清都会提国防建设，提军工，提海军装备。

他说得不多，但每句都在点子上。什么“海军要走向深蓝”，什么“军工要自主可控”，什么“国防不能靠买”。

我们要走的路很长，长到要几代人拼了命去干！

这些话，赵刚听著，觉得对，但没往深里想。

现在想想，刘国清做的那些事，炼钢，搞技改，整合高校，哪一件不是在为国防打基础？

钢铁是工业的基础，没有钢，军舰造不出来，坦克造不出来，飞机也造不出来。

他把钢搞好了，別人才能在上面造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