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台高精尖设备，从吊装、定位、校准、联网到工艺调试，正常流程少说要三五个月，他一秒就搞定，必然引人怀疑。

所以就得偽装成半个月，说是加派人手安装就行。

而且这边安装保密，谁知道呢。

为此，他早已盘好了一套说辞。

等郑经理把厂房交付，他立刻让所有施工人员放假过年，对外宣称 “剩余工程年后復工”。

暗地里，他利用系统一键完成所有设备部署。

晶片项目本就是高度保密工程，没人能隨意进厂核查，这套逻辑合情合理。

至於光刻机的来源。

苏诚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2006年，《瓦森纳协定》像一道铁锁，把中国死死扣在半导体產业链下游。

asml（荷兰）向全球领先的研发机构，交付了首台euv光刻演示原型机。

西方对中国执行 “落后三代” 禁运原则。

最先进的不卖，次新的严格审批，只有90nm duv光刻机这种“淘汰货”，愿意高价倾销给中国企业。

他们打的算盘狠辣至极。

用淘汰设备榨乾中国企业的现金流，让你没钱搞自主研发。

等你依赖进口设备形成路径依赖，再隨时断供、涨价、卡脖子。

赚你的钱，灭你的志气，一石二鸟。

国內不是没人尝试自主攻关。

上海微电子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们拼尽全力做出光刻机样机，大量採用外国关键元器件集成。

本以为摸到了量產门槛。

结果西方厂商得知后立刻默契禁运核心零部件。

样机直接变成摆设，无法量產。

上海微电子被逼无奈，只能转做低端封装光刻机求生。

利润微薄，研发经费一缩再缩，彻底失去追赶机会。

一想到这里，苏诚心底就涌起一股滚烫的感激。

若不是科技振兴系统送来全套生產线，他就算砸光四十亿，也买不来这套完整的90nm晶片生產线。

“系统给的不是设备，是真正的国运底气。”

苏诚低声自语。

手机在这时震动起来，苏诚低头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孟哲。

他立刻按下了接听键。

“苏总，陈老师的航班还有一个半小时落地宝安机场，我们现在出发刚好。”

孟哲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背景音里有轻微的汽车喇叭声，大概他已经在路上了。

“我马上去机场，和你们匯合。”

苏诚掛了电话，转身大步走向停在工地门口的奔驰s350。

工地上打桩机的轰鸣声还在身后震天响，但他脚下的步子比来时快了一倍不止。

虽然工地很重要，但是也比不过陈老到深圳重要。

苏琳此时坐在后座，手里捧著一份列印好的陈光南履歷，纸张边缘被她翻得微微捲起。

她今天穿了一件藏蓝色的西装外套，头髮扎得比平时更利落些，整个人透著一股子迎接贵客的郑重。

苏诚上车后带上门，朝驾驶座的邱鹏点了点头：“去宝安机场。”

“明白。”

邱鹏应了一声，车子平稳地驶出坪山工地，拐上高速。

苏琳微笑著，语气里满是期盼：“诚子，陈老真的愿意来深圳？北京那天你们不是碰了钉子吗？”

“我也不清楚具体原因。”

苏诚摇了摇头。

“但既然陈老想通了要来，我们当然没拒绝的理由。”

苏琳此时嘴角翘得压都压不住：

“那肯定啊！就差拉著全公司现在两百多號人全部去接机了，那可是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