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生十六岁那年冬天，还穿著母亲亲手缝的棉袄。

教室里其他同学早就换上了丝棉的成衣，有几个家里条件好的，穿了羽绒服，又轻又软。春生坐在后排，把胳膊缩在课桌底下，一整天都不举起来。课间操他站在队伍最后面，觉得自己像一块被风吹胀的旧布。

周末他回到家，跟杨秀兰说要买羽绒服。杨秀兰正在灶房里烙煎饼，手没停，说行，等恁下周末回来，俺给恁买。

那个星期在学校，春生心情很好。他甚至想好了，等新衣服到手，就把这件旧棉袄塞进最里面的抽屉，再也不穿它了。

周末他兴冲冲回到家，进门就问夏生，娘给俺买的衣服呢。夏生指了指院子，说在晾衣绳上。春生走到院子里，看见晾衣绳上掛著一个翻著面的羽绒服外罩，米白色，已经晾乾了，在风里轻轻晃。他的脑子里忽然浮起一个念头——马头大集上那些处理旧衣服的摊子。他站在那里，手慢慢攥紧了。

杨秀兰从地里回来，把地排车掀起来靠在墙上，头上的包头巾沾著一根乾枯的草屑。她看见春生站在院子里，刚想说话，春生的火气就炸开了。他说恁骗我，恁说给俺买羽绒服的，这是旧的，恁去大集上买的旧衣服。他的声音很大，在院子里嗡嗡响。杨秀兰站在那里，没有打断他，只是听著。她把包头巾摘下来，捏在手里，那根草屑还沾在她头髮上，被风吹得微微发颤。她刚从地里回来，还没有吃晚饭，身上的衣裳是破的，鞋上全是土。

春生忽然没了底气。他看见母亲站在院子里，头上还有草，脸上还有土，疲惫得像一株被风吹了一整天的庄稼。她不说话，只是看著他，眼睛很亮。

杨秀兰忽然咳嗽起来。她咳了很久，弯著腰，用手捂著胸口。等咳完了，她抬起头，声音哑哑的。

夏生忽然在旁边插了一句嘴，俺哥以为恁给买的旧的。

杨秀兰笑了。那个笑容很轻，从嘴角泛开，她脸上还有土，头髮被风吹得乱糟糟的。她说，怎么会是旧的，这是俺坐著三蹦子去郯城百货大楼，托恁二丫姐带俺去挑的。这个是好的，里头是鸭绒的。春生说，那恁为什么洗它。杨秀兰说，俺觉得好多人摸过，不乾净。外罩可以拆，俺就拆下来洗了。俺算了，肯定能干，儿子恁快试试，看合不合身。

春生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他把羽绒服穿上了。很轻，很软，米白色在昏黄的灯光下泛著一层淡淡的光。他低头看著自己身上的新衣服，又抬头看著母亲——她身上的衣裳是破的，鞋上全是土，刚从地里回来，还没有吃晚饭。她把最好的东西给了他，然后站在那里，等他试衣服，脸上带著笑，头上那根草屑还在。

春生忽然想起上周回家的时候，母亲跟他说过一句话。她说，俺最近一直掉眼睫毛，都快掉光了。她坐在灶房门槛上择菜，说这话的时候没有抬头，声音很轻，像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春生当时正从她身边走过去，听见了，但没有停。他那时候满脑子都是羽绒服。

现在他穿著那件米白色的新羽绒服，站在院子里。母亲还在咳嗽，弯著腰，用手捂著胸口。春生张了张嘴，没有出声。

第二天，他穿著新衣服回到学校，坐在教室里，把胳膊搁在课桌上，没有再缩回去。

又过了一阵子，春生的生日到了。他提前跟杨秀兰说，一定要买马头糖果城的糖块，他有六个好朋友，每人给十块，一定要不一样的。杨秀兰正在灶房里洗碗，手上沾著洗洁精的泡沫，说行，恁等著，俺去给恁买。

她嘴上应得乾脆，心里却沉了一下。马头批发商场，她不愿意回去。当年他们家是狼狈地离开那里的——铺子关了门，货架拆了，没卖完的瓜子一麻袋一麻袋搬回家，堆在堂屋里，和当年卖不出去的过时衣裳挤在一起。她在那条街上站了那么多年，从最北头挨家挨户问台阶，到最南头宋大姐的门前踩住自己的钱箱，再到新商场里看著柜檯落满灰，最后悄无声息地撤走。那个地方，有她的光，也有她的伤。

但她还是去了。儿子要糖，她不能不去。

她骑著那辆旧三轮车，从石巷子蹬到马头批发商场。到了商场门口，她把三轮车停好，低著头往里走。她走得不快，眼光也不往两边看。她不想碰见熟人——那些当年一起守铺子的老商户，那些知道她怎么来又怎么走的人。她只想买完糖就走。

她找到那家卖糖果的铺子。她站在柜檯前，从兜里掏出皱巴巴的票子，一张一张数给老板。忽然，她用余光扫到对面铺子里走出来一个女人——是穆家的女人。那个当年和他们抢生意、砸过包国民瓜子炉、后来在调试设备时出了事的穆家。杨秀兰低下了头，把钱塞过去，把大虾酥装进塑胶袋，转身就走。她走得很急，塑胶袋在车把上晃来晃去，大虾酥在袋子里窸窣作响。

她后来才知道，那家铺子里有那种带彩色条纹包装纸的糖块，一毛钱两块，摆了一整排。但她没有看见。她只想快一点离开那个地方，在那个女人的目光落在她身上之前，走出那扇门。

生日那天，春生从早上就开始等。课间的时候，有人从书包里掏出几颗糖分给旁边的同学，教室里响起一阵小小的欢呼。春生坐在座位上，把手伸进书包里，摸到那个塑胶袋——里面是母亲给他装的糖。他没有拿出来。他还在等，等母亲把那种包装纸上印著彩色条纹的糖块送过来。他答应了朋友的，每人十块，不一样的。

可是一直到晚自习快结束，他也没有等到。他把那袋大虾酥从书包里掏出来，放在课桌上，看著塑胶袋里的糖块。別人过生日有蛋糕，有蜡烛，有人记得。他只有一袋大虾酥。

第二天晚自习快结束的时候，春生把那几个朋友叫到操场上。六个人，围著单槓，他把大虾酥从口袋里掏出来，每人给了十块。他说，没有买到那种糖，这个也好吃。有一个朋友剥开糖纸，把糖塞进嘴里，嚼了嚼，说，这糖挺好吃的。春生没有说话，只是把剩下的糖揣进口袋里。那口袋是羽绒服的口袋，米白色，他低头看了一眼——上面沾了一小块糖渍，褐色的，很小，但他看见了。他把那块糖渍擦掉，把口袋翻过来，用手指搓了很久。

很多年后，他才知道母亲那天在马头商场里看见了谁，才知道她为什么只买了大虾酥就匆匆离开。他想起她低著头的背影，想起她塑胶袋里窸窣作响的大虾酥，想起她把糖递给他的时候说“这个也好吃”。她没有告诉他那天的全部，正如她没有告诉他那件羽绒服是怎么坐著三蹦子去郯城百货大楼买的，也没有告诉他自己的眼睫毛都快掉光了。

后来春生去了威海参加酒店管理的魔鬼训练营。他在济南的酒店里从传菜员做起，端过数不清的盘子，挨过数不清的骂。他把那件米白色的羽绒服带在身边，穿了好几个冬天，袖口磨破了，拉链坏了又修，直到后来胖了穿不下了，才叠好，放进箱子里。那小块糖渍还在口袋上，已经洗不掉了，顏色从褐色褪成浅黄，像一小片褪色的月光。

又过了些日子，张德本去县城赶集，顺路给春生送煎饼。他刚从砂轮厂出来，工作服上全是灰，脸上也蒙著一层黑，只有眼白和牙齿是白的。他把煎饼用旧报纸包好，装在蛇皮袋里，骑上那辆旧凤凰，从马头镇蹬到郯城一中。

春生正在上晚自习。门房大爷推开教室门，说，张春生，恁爸给恁送东西来了。春生抬起头，愣了一下。他站起来，走到教室门口，往校门的方向看了一眼——铁柵栏外面空荡荡的，没有父亲的影子。

他走到传达室，看见那袋煎饼搁在桌子上，蛇皮袋是旧的，报纸包得严严实实。门房大爷说，恁爸放下就走了。春生说，他怎么不进来坐一会儿。门房大爷说，俺说了，俺说恁等一会儿，马上下课了。他站了一下，说自己刚从砂轮厂出来，身上脏，怕给孩子丟人。他就骑上车走了。

春生站在传达室门口，手里拎著那袋煎饼。煎饼还热著，隔著报纸能摸到那股温温的软。他想起母亲那天在马头商场里低著头匆匆走出来的样子，想起她塑胶袋里窸窣作响的大虾酥，想起她坐在灶房门槛上择菜时说眼睫毛都快掉光了，声音很轻，像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他那时候满脑子都是羽绒服，没有停下来问一句。现在他站在传达室门口，拎著那袋煎饼，父亲已经骑上车走远了。

他拎著那袋煎饼走回宿舍。他把煎饼塞进床底下，没有打开。

熄灯以后，宿舍里的人都睡了。他下床，蹲在地上，把蛇皮袋拉出来，撕了一块煎饼塞进嘴里。很乾，很韧，咬了很久才咽下去。煎饼里夹著咸菜，咸菜是母亲醃的芥菜疙瘩，切得很细，用青辣椒拌过。他想起很多年前，母亲在南门口踩在钱箱上跟人砍价的样子，想起她天不亮就起来推磨、磨缝里淌下来的豆汁白得发凉，想起她挨了上百家白眼之后终於在最南头的台阶上踩住了自己的钱箱。他想起父亲蹲在门槛上补车链子的样子，月光薄薄铺下来，很久才说一句话——他从小就挨饿，爹娘都不在了，由他去吧。

他在黑暗里嚼著煎饼，想起羽绒服口袋上那块褪成浅黄的糖渍，想起大虾酥的糖纸在月光下泛著棕色的光，想起母亲在马头商场门口低著头匆匆走出来的背影。她把那袋大虾酥递给他的时候说，这个也好吃。他把煎饼咽下去，把蛇皮袋重新塞进床底下。

很多年后，有一天晚上餐厅打烊之后，他一个人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是霓虹灯，城铁轰隆隆开过去。他忽然想起那个傍晚——母亲站在院子里，头上沾著草屑，刚从地里回来，还没有吃晚饭。她把最好的东西给了他，他冲她发了脾气。她没有生气，只是等他发完火，然后告诉他，这是新的。

他还想起父亲，那个刚从砂轮厂出来、身上全是灰、怕给孩子丟人的父亲。他不敢进学校，只是把煎饼放在传达室，骑上车走了。

春生低头看著自己的手。这双手端过盘子，写过菜单，签过合同。现在它们搁在桌上，安安静静的。他忽然觉得，母亲这辈子给他的东西，从来不只是那件羽绒服。她把自己也像那件羽绒服一样，拆开，洗净，翻著面晾乾，然后叠得整整齐齐，递给他。父亲给他的东西，从来不只是那袋煎饼。他把自己也像那袋煎饼一样，用旧报纸包好，搁在传达室，然后悄悄走开。他们从来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爱，他们只是把最好的东西省下来，放在那里，等他自己去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