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个小时之后,我在回到德国的第一个寂寞夜晚,又重读了那封信,再次重温我们共度的时光。回忆很容易,但却已经开始困扰我,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比我的军旅生涯还真实。我仍旧可以感觉到手里握着的莎文娜的手,仿佛还可以看到她摆摆头、甩去头发上的海水。想到她第一次冲浪成功时我的讶异,不禁大笑出声。和莎文娜在一起的时光改变了我,队上弟兄也明显注意到我的变化。接下来的几个礼拜,老友托尼就不停捉弄我,还一边沾沾自喜,认为事实证明了他那“红粉知己举足轻重”的理论非常正确。告诉他莎文娜的事是我自找的,托尼想知道的比我想说的还多。有一天看书的时候,他就坐在我对面,笑得像个白痴。
“再跟我说说你那狂野的假日恋曲。”他说。
我逼自己盯着书本,努力忽视他。
“莎文娜,是吧?哎,这名字真赞。听起来就是很……有气质。不过我敢打赌,这小妞在床上一定是只小野猫,是吧?”
“托尼,闭嘴。”
“少跟我来这套。我不是一直都在注意你吗?不是跟你说过要出去走走?看吧!早听我的话多好,现在该是你回报我的时候啦!来,每个细节都给我说清楚。”
“关你屁事。”
“喝了龙舌兰吧?就跟你说这招一定有用。”
我什么都没说。托尼两手一摆:“别这样嘛,至少可以告诉我这些,是不是?”
“我不想谈这个。”
“因为你恋爱啦?是啊,你是这么说的。不过现在我感觉,好像一切都是你编出来的。”
“没错,都是我编的。可以换话题了吧?”
托尼摇摇头,从椅子上站起来。“我看你是害相思到无可救药了。”
我什么都没说。不过托尼走开时,我明白他说得很对。我的确是无可救药地迷恋着莎文娜。为了跟她厮守,我愿意做任何事,甚至申请调回美国。我那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指挥官看起来好像愿意慎重考虑,因为他问我原因时,我说是为了我爸,没提莎文娜。他听我讲了一会儿,随后靠向椅背,说:“除非令尊的健康出状况,否则机会不大。”走出指挥官办公室时,我知道,接下来至少有半年的时间我哪儿也去不了。我也没掩饰自己的失望。下个月月圆的时候,我走出兵营,步向营区里踢足球的草地,躺在地上望着天上的满月,心里想着过去,恨自己身在离家千里远的地方。
我和莎文娜常打电话或写信,当然,也发电子邮件,不过很快我就知道莎文娜偏好通信,也希望我这样做。“我知道写信不像电子邮件这么快,不过我就是喜欢这一点。”她在来信里这样写,“我喜欢在信箱里发现来信的惊喜,也喜欢等着拆信的那种焦急期待。我还喜欢把信带在身上,可以找时间从容读信。喜欢坐在树下,一边感受吹在脸上的微风,一边读着信上你写来的字句。我喜欢想象你写信的样子,想着你身上穿的衣服、周围的环境,和你握笔的样子。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老套,甚至不切实际,不过我总是想象你身在帐篷里,坐在一张临时拼凑起来的书桌前写信,桌上点着一盏油灯,外头刮着风。跟在一台下载音乐、找数据的机器上读你的消息相比,读真正的信札浪漫多了。”
这个想法让我笑了。莎文娜对我身边状况的想象有点漫无边际。这里没有帐篷,也没有油灯,不过我必须承认,那幅景象比我这儿的木造营房、日光灯和政府团购书桌要更有趣。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对莎文娜的爱似乎有增无减。有时候,我会避开弟兄找时间独处。我总是带着莎文娜的相片,凑近仔细打量她的五官。说来奇怪,我这么爱她,总是记得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但是夏天过去,秋天转瞬即逝,等到冬天来临,我越发感激她给我的这张照片。是啊,我告诉自己要牢牢记住她的样子,却很清楚我已经开始忘记她的某些特征了。或者,是我从来没发现那些细节。比如说,我从相片里发现莎文娜左眼下面有一小颗痣,这点我倒是从没注意过。还有,如果仔细看,莎文娜的笑容有一点歪歪的,不过这些小瑕疵对我来说,只会让她显得更完美。不过,我也恨自己居然是从照片里发现这些细节。
我想办法照常过日子。虽然常常惦记着莎文娜,常常想念她,我还是有工作得做。九月开始,因为某些上级也没办法好好解释的原因,我这小队被派去科索沃,加入第一装甲师执行维和任务,兵团里剩下的大部分人则都回到了德国。虽然这次任务相比之下还算平静,我连一颗子弹都没发,不过也不是闲到可以在路边摘花,或是天天想着莎文娜。我每天就是擦枪,时时提高警觉,注意身边可能突然冒出来的疯子。如果每天都这样长时间保持警觉,到晚上就累趴了。老实说,我大概连着两三个晚上都没去想莎文娜可能在做什么,甚至完全没有想过她。我的爱是不是不够真?出任务这段时间,我问过自己几十遍,不过答案总是否定。理由很简单,莎文娜的影像不时在我最没有准备的时候突袭,我心痛的反应,跟离开的那天没两样。事实上,所有的事都可能是导火线:朋友谈起老婆的事,看到情侣手拉手,甚至某些村民在看到我们经过时脸上绽放的笑容,都可能让我想起莎文娜。
莎文娜的来信大概每十天一封,等我终于回到德国,已经积了一大堆。这些信多半是闲话家常,不像在飞机上看的那封。莎文娜总是把真正的感受留到最后才写出来。这些信也让我知道她生活里发生的大小事件,比如说,第一栋房子的进度稍稍落后,以至于盖第二栋时更辛苦。即使大家对手上的工作驾轻就熟,但还是免不了长时间工作。信里还说,第一栋房子落成后,工作小组开了一个盛大的派对,邀请邻里街坊都来参加,当天下午大家不停举杯庆祝;还说小组的人到虾棚开庆祝会,提姆当着大家的面说,虾棚是他去过的气氛最好的餐厅。莎文娜也告诉我,下个学期的选课结果出炉,她很高兴大部分想修的课都选到了,也很期待巴恩斯博士开的青少年心理学,巴恩斯博士在这领域的某个学术期刊刚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等等。我当然不会真的以为莎文娜钉钉子或装窗户的时候总是想着我,或者深信她跟提姆对话时,也希望交谈的对象其实是我。我宁愿告诉自己,我们共有的感情比这些更深厚,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信念让我的爱更强烈。
当然,我一定会想知道莎文娜是否还在乎我。就这一点来说,她从没让我失望。我想这是我保存每一封信的原因。每封信的最后,总是有那么几句话,或是一整个段落,写着会让我停下来思考、让我深深记住的内容。我也发现自己会重读这些段落,心里想象着莎文娜念这些句子的声音。像这一段,是写在我收到的第二封信上的:
当我想着你和我,想到我们共有的一切,对别人来说,大概很容易就会当成是海滩假期的副产品,是典型的夏日恋曲,时间一久就会烟消云散。所以我不跟任何人提起,他们不会了解,我也不想多解释,因为我心里清楚,我们的感情有多真实。当我想到你,我总是禁不住微笑,知道你就某个方面来说,让我变得完整。我爱你,不仅仅是现在,直到永远。我也梦想你能拥我入怀的那天到来。
或是这个,我寄给她一张我的相片后,她在回信里写:
最后,我要谢谢你给我这张照片,我已经放进皮夹里了。相片里的你看起来既快乐又健康,不过我要承认,看到的时候我哭了,不单是因为相片让我伤心——毕竟这表示我不能跟真实的你见面,不过我也很高兴,因为这让我想到,你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
还有这个,是我在科索沃的时候她寄来的:
我得说,你上一封来信让我很担心。我想要,也必须要知道发生的事,但是每次听你说生活的实际情况,我就发现自己正屏住呼吸,为你害怕担心。我在这里,准备回家过感恩节,担心自己的期末考,可是你在某个危险的地方,身边都是想伤害你的人。但愿这些人能像我一样了解你,那么你就会安全了,就像我在你怀里的感觉。
那年圣诞节相当悲惨,不过过节不在家本来就是很凄凉的事,这也不是我从军以来第一个没回家的圣诞节。我的每个假期都在德国度过,营房里的几个弟兄凑合着做了一棵应景圣诞树:将绿色防水油布缠在一根棍子上,再挂上灯泡装饰。大部分的弟兄都回家了,我就是少数几个不够幸运的家伙,得留在基地,以免我们的俄国老朋友突然惦记起我们来。留在基地的人多半成群结队进城,痛饮上好的德国啤酒庆祝圣诞夜。我面前放着莎文娜寄来的包裹,里面有一件看起来提姆会穿的毛衣,还有一包手工饼干。我知道,莎文娜已经收到了我寄给她的香水。不过我还是一个人在这里,我给自己的礼物,是花大钱给莎文娜打电话,她没料到我会打去,几个星期后,我仍在回味莎文娜电话里那兴奋的声音。那次,我们讲了一个多小时,我很想念她的声音,几乎忘了她讲话时轻快的语调,还有越讲越快时不自觉发出的鼻音。我向后靠着椅背,想象我们俩在一起,听莎文娜描述外面下的雪。就在这时,我发现窗外正在下雪,我顿时觉得,那一刻我们两个似乎真的在一起。
2001年1月,我已经开始倒数计时,期待着休假回家跟莎文娜见面的日子。暑假排在六月,离上次休假还不满一年。早上起床时我会告诉自己,还有三百六十天……三百五十九天……三百五十八天就可以退伍;还有一百七十八……一百七十七……一百七十六天就可以见到莎文娜……这感觉非常真实,让我梦想着回到北卡后的未来。不过反过来说,时间似乎在掰着指头倒数的过程中变得更慢了。这不就是渴求某样东西时的心情吗?让我想到小时候,等待暑假到来时总觉得日子变得漫长。如果没有莎文娜的信,我想只会更难熬。
爸也写信给我,不过不像莎文娜那么频繁,爸有自己一月一封的频率。不过让我意外的是信的长度,现在的信比以前多了两三倍,多出来的页数都是在讲钱币的事。有空的时候,我会去计算机中心上网搜寻特定钱币的信息,了解历史背景,然后在信里一五一十记录下来。我发誓,头一次这样做的时候,我在爸的回信上看到了眼泪的痕迹。呃,这么说吧,我知道那应该只是我的想象,因为爸从没提过我做的事,不过我宁可相信他读这些信息的时候,就像读《灰页》一样认真。
到了二月,我加入北约组织的其他军队进行军事演习,就是那种“假装身在1944年战场”的演习,会在德国乡间遇上大举进攻的坦克车队。要我说的话,我觉得这没什么意义。那种战争早就过时了,就像西班牙船队发射短程加农炮,或是美国骑兵队骑着马驰骋,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上级完全不提谁应该是假想敌,不过我们都知道是俄国人,这就更荒谬,毕竟俄国现在应该是盟友,而不是敌人。即使不是这样,现在俄国的坦克数量也没以前多,就算他们真的在西伯利亚某处的兵工厂制造了坦克车,现在对付坦克车的战术也应该是空袭,或是步兵团的装甲机械师,而不是步兵。不过我懂什么?对吧?而且这次演习的天气烂透了,演习刚开始,就有强冷空气从极圈南下,真是冷到破纪录,又是雪又是冻雨,还有冰雹,加上接近九十公里的风速,让我想到拿破仑的军队从莫斯科战败撤军的惨况。天气冷到我眉毛结霜,呼吸疼痛,一不小心,手指还会黏在枪管上。一旦手指冻在枪管上,要拨开真是痛不欲生,我的指尖就这样损失了好几块皮。不过后来学乖了,在结冻泥地上行军的时候,我总是包住脸,尽量把手放在枪托上,试着在对抗假想的敌军时,不要冻成雕像。
这样持续了十天,队上弟兄一半冻伤,另一半失温。等演习结束回到基地,我这一小队只剩下三四个人,其他队员全进了医院,连我也不例外。整个演习大概是我从军以来干过最荒谬愚蠢的事。我为山姆大叔和第一步兵师干过的蠢事数不胜数,但这次依然称得上不同凡响。到后来,指挥官亲自到每个病房,夸赞大家成功达成任务。我实在很想跟他说,学习现代战略技巧应该更有意义,或者至少演习之前要记得看天气预报。不过我最后只是行了军礼,作为对他的夸奖的回应。
后来几个月,我都在基地里无所事事。当然,经常会有武器或导航训练课,有时候我也会跟大伙进城喝啤酒,不过我多半是花时间练举重、跑步,或在拳击场上狠狠修理托尼。
演习的灾难过后,德国的春天不像我想的那么糟,雪融了以后开始开花,天气也变暖了。当然,不是真的有多暖和,不过温度总算在冰点以上,也就够我们大伙穿上短裤,在外面玩飞盘或打垒球。等六月终于来临,我发现自己正焦虑地等着回北卡。这时候莎文娜已经毕业了,正在进修准备攻读硕士,所以我计划跑一趟教堂丘,这样我们就有美好的两个星期可以在一起;我还要回威尔明顿看爸爸,莎文娜也计划跟我一起去。我发现自己既紧张又兴奋,还有点害怕。
对,我们是常常通信、讲电话;是,第一次满月的晚上,我真的走出去看月圆,莎文娜在信里告诉我她也这样做了。不过距离上次见面将近一年,我实在不知道等真的面对面时,她会有什么反应。下飞机那一刻就冲过来抱住我?还是比较拘谨,只是在我脸上亲一下?我们是会轻松地进入对话,还是别扭地先闲扯天气?我不知道,夜里我躺在床上,想象了一千个不同的画面。
托尼知道我的心情,不过也知道最好不要大肆张扬。快到休假的某一天,他走过来拍我一下。“快见到她了吧,准备好没?”
“大概吧。”
他欠揍地笑了。“回家路上不要忘了买几瓶龙舌兰。”
我扮了个鬼脸,托尼大笑。
“不要紧张,一切都会很顺利。老兄,这小妞很爱你。看在你这么爱她的份上,她不爱你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