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63章 永庆改制
“所以我们的朝廷,现在是用实证主义在推动?还不错。”
“实证主义是什么?”朱先烯问。
“就是把形而上与形而下分开来。”
“啊...我大概能猜到你是什么意思。”朱先烯点了点头。他是知道“隔壁”的歷史的,至少阅览过一些,“不过可能和你猜测的成因不太一样据我所知,你们那边有个什么启蒙运动”,预先塑造了一种对形上学的反思,还有对人性和良知的重新思考。这种事在我们这里不存在,因为早不知道多少年就反思过了。”
“那区別是?”
“区別是我们並没有预设什么道德上的思考啊。”朱先烯答道,“当时进行科举共和制改革完全是出於政治目的,是为了解决天子和朝臣之间分帐的问题。
因为永庆改制的时候,帝国进行了巨大的扩张。在新扩张的领土中,天子与朝廷、天子与卫所之间、卫所与朝廷之间的职权划分不明,有的归天子、有的归朝臣、有的归卫所。甚至某地方,山上有矿监、山下有卫所,成立有州府,三种管理体系完全搅在一起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当时的朝廷,確实是面临著一场大变,一次產业革命带来的大扩张。
扩张出来的不只是有新的领土,还有旧领土之內的新兴產业。比如当时皇產一度占据经济体系中规模巨大的份额,卫所和官府也有各自的產业,甚至大学也有自己的独立產业体系。因为这种事,对大家来说都相当自然。
过去修桥补路时,往往会一併改一间庙。是城隍庙,或者土地庙之类。这庙会有些庙產,庙里有庙祝。想要给公共事业捐助的人,往往不会直接捐钱,而是给桥或者路捐一份田產,置办一份可以使其运营起来的產业,而庙祝就是运营这个基金会的人。
学校有產业就更直接了一—因为学校也遵循这个逻辑。当某地的官府想要建立学校时,往往不会直接拨款,而是划拨一块学田来供应学校的消耗,学校的经费就从学田的產业中来。
甚至卫所也是这个逻辑。太祖高皇帝说“养兵百万,不用百姓一粒米”,就是他在全国各地为军队设置了卫所,並且为卫所设置了產业。这里说的“不用百姓一粒米”的意思是卫所自己有自己的產业,不需要民政系统划拨军费过来。
这种事在整个前现代社会都是常態。当某件事要成行的时候,其组织者往往都会划拨一些產业过去来使其自给自足。过去是划拨田產,现在则是基金会了。
因为在过去,农田的收益是有预期的。而现代引入了新的管理体系后,基金会的运行比农田的运行要更稳定一些,至少不用靠天吃饭。
永庆改制时面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一新事物与旧的政治体系產生了对冲。
卫所觉得其他人在侵吞军资,百姓觉得天子在与民爭利,天子觉得“朕的钱!他们拿两百万,就给朕一百万,朕还要感谢他们吗!”。
当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在吃亏的时候,改革就势在必行了。
永庆改制之后,畿內与海外进行了大分流,二者之间的事务几乎被完全隔离。
海外事务完全交给军方来处置,由此產生了几个大的都督府,还有南洋的郑家。这是新一代的勛戚。
畿內的事务由朝廷完全进行了统辖。而皇帝不再直接持有皇產——
皇帝不持有皇產,倒不是因为皇帝和朝臣之间达成了平衡,而是另一件事的副作用:那时候內官被改革掉了。所以皇產也需要改革。
因为內官被改革掉了,运行皇產的人没了,皇產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天子的小金库”就被取消了。顺带一起革掉的还有宗室的经费,如商洛所知,藩王们的拨款在当时全部做了债券化处理,现在朱灵长大之后也是要领取一份国债券的一当然,唯一的问题是朱先烯没有,因为太子严格来说是不拿这套债券的,因为他將来要继承皇位。
永庆改制中对所有的皇產和皇家事务进行了打包处理,形成了一套运行制度更加高效的管理体系。比如大皇宫外面的金陵饭店,那就是拆解出去的一部分光禄寺的职能。金陵饭店当作国宾馆来用,平时也进行商业化的运行,並且在需要烹飪国宴的时候下场做饭。
这在过去,是需要內官们自己组建一个小厨房来搞的。永庆改製取消內官后,新办的金陵饭店已经完全超越了旧式的小食堂,而且更好吃了。
其他的情况也多类似。一些造办处之类的部门,也进行了產业化改组,服务水平大幅度上升。
但这里的问题在於,进行了產业化之后它就不是天子可以隨便设立或者废除的办事处了。它確实依旧属於天子,金陵饭店其实就是天子的產业。但天子在金陵饭店吃饭是要花钱的因为让天子不花钱,在財政工作上会增加额外的管理成本,最后算起来还不如让天子花钱吃饭。
所以產权上虽然没有变,但在具体的行为上,天子已经不能像过去使唤內庭一样使唤这些產业化的服务机构了。
但这倒也不是坏事。因为御膳房也好、光禄寺也好,在当时是完全失能的,而金陵饭店相当地有能。金陵饭店真的要对外营业,所以他们做菜可比光禄寺好吃多了。
而且这已经不是能吃的问题,实际上金陵饭店在很多时候可以代表宫廷菜和官府菜的最高水准,这是毋庸置疑的。
这確实存在一些问题,但至少朱先烯本人对此没有什么意见,他每天都很开心地从金陵饭店订餐吃。他吃饭走的也都是明帐,吃多少付多少,只是按月结帐一次而已。
但这种结帐来结帐去的事,就把公私与內外分得一清二楚。但是只要这么一分,实质上的区別就產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