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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1章 民族血泪,正义史诗(下)(为一鹿

第401章 民族血泪,正义史诗(下)(为一鹿向茜加更)

汤姆·汉克斯扮演的拉贝在心中痛苦地悲鸣,没有一个正常的人类能面对这样的泼天祸事镇定自若。

但他知道自己的责任重大,和魏特琳连夜驱车前往日苯驻金陵总领事馆,作为美国和德国的国际代表出面,将草草写就的抗议书提交外交官福田笃泰。

后者对他们颇为礼遇,但只能表示外交部门对军部完全无法约束,请原谅。

拉贝和魏特琳心情沉重地地离开了。

时至今日,无论是日寇的硬刀子还是软刀子,似乎都已经不是纳粹党徽和国籍可以抗衡的了。

两人准备回到国际委员会再做商讨,韩湘林开车刚到门口,就见巩莉扮演的金女大的舍监程瑞芳急急忙忙地赶来。

“华小姐!华小姐!”

“瑞芳!金女大出什么事了?”

魏特琳听着她惊恐万状的呼喊心里一激灵,车还没停稳就跳了下来,踉跄了几步被程瑞芳扶住。

“日苯鬼子来了!是一个两百人的中队,要往学校里闯!”

拉贝从车上下来,面色阴沉:“明妮(魏特琳),你和程舍监坐湘林的车先赶回去,不要把事情闹大。”

“我现在就去日苯人的司令部,再。。。再寻他们的长官说说罢。”

德国人语气中的萧索叫观众们听得心下一沉。

所有人都知道,这两位善良的国际友人此刻经历的一切,和即将面对的一切,都何其残忍。

魏特琳在金女大的校长办公室见到了喝茶的鬼子中佐福田永助(冯远争饰),随行有翻译。

“你好,魏特琳女士,我是谷寿夫阁下领导的第六师团的后勤部长,福田永助。”

女校长没有好脸色给他:“有什么话你可以讲,但请你进入学校的一百多号人先滚出去!这里是难民营!”

福田永助哈哈大笑:“我和大日苯帝国其他粗鲁的军士不同,我是京都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学者。”

“我能安静地坐在这里同你喝茶、谈判,难道还不够有诚意吗?”

鬼子中佐的言语不疾不徐,皮肤白净,下颌无须,看起来确实同人厌鬼憎的乖张士兵有别。

魏特琳善良、坚强,但这位远渡而来的传教士还没有太多斗争的经验,试探道;“你要谈什么?”

“是这样。”福田永助轻叩桌面:“战争让有些人丧失了理智,我感到抱歉。”

“这主要是因为皇军在紫金山牺牲了很多弟兄,我们在沪上也死了太多人,大家都有情绪要发泄。”

这位京都大学的高材生声音沉稳有力:“在哲学上,这叫做集体暴力对个体人性的异化,把我们都变成了疯子,这很可悲不是吗?”

魏特琳不想理睬他的歪理邪说,她不认为那些在抢劫、强健时都秩序井然的鬼子士兵是发疯。

她强作镇定地看了看表,企图拿自己的国籍取得些谈判利益:“不要绕弯子了,我们美国人喜欢直来直去。”

“好。”福田永助也站起身:“直观而言,金陵城在我们的统治下在逐渐恢复秩序,如果想安抚我们的士兵,城内的娱乐业就要早日恢复。”

他的眼神像毒蛇吐信,看向魏特琳和程瑞芳:“你们金女大里,有很多妓女涌入,现在我要带走她们。”

程瑞芳没有太多文化,心直口快:“胡说!这里没有你讲的那种女人!”

“别误会,女士。”福田永助依旧彬彬有礼、不厌其烦地跟两人解释,这和一般的鬼子确实不大一样。

“我们会友好地请她们出来,颁发从业证明,就像在城里发的‘良民证’一样。”

“我们还会给她们发工资和口粮,一切都会像城破之前一样,井然有序。”

福田永助唱红脸,他背后一脸凶相的络腮胡子小队长唱白脸:“八嘎!不要再浪费皇军的时间,否则我们的弟兄就要自己搜查了!”

福田永助一派儒雅风度地下达最后通牒:“女士,这是命令,即便我想袒护你们,也不能违抗命令。”

“所以,接受吧。”

魏特琳顿时陷入了天人交战,缺乏斗争经验的她看向了程瑞芳,但后者只是一个不通文字的普通妇女,又哪里能做得了这种主。

女传教士心中的绥靖主义抬头,无奈道:“你们。。。你们怎么能分辨出谁做过那个行业?”

“还有,即便她们做过,只要不愿意去,你们不得强迫!”

这相当于默认了。

福田永助在心里哂笑,愚蠢的美国人,真的就这么信了自己。

只不过还不待他回答,金女大校园里就响起了凄厉的叫喊,把观影者吓了一跳。

冯远争饰演的鬼子后勤部长面色骤变:“我刚刚就讲过,你不要拖延时间。”

“现在我的士兵情绪无法控制,我也管不了了,我们走!”

程瑞芳突然反应过来,指着摔门而出的福田永助大骂:“华小姐,这帮畜生在调虎离山啊!”

台下的西方观众一片哗然。

福田永助的扮演者冯远争的表演太过优秀,他们天真地以为这位京都大学哲学系的后勤部长,会是个相对讲理、风度翩翩的战争清醒者。

直到这一刻,看着鬼子后勤部长赤裸裸的下三滥伎俩,都不禁脊背发凉,冷汗涔涔。

导演路宽在这里安排了一个很荒诞的镜头——

用低机位去拍摄福田永助和小队长等人在走廊中离去的场景。

日军质地优良的军靴,在大理石地面蹬蹬作响。

像是一步步踩踏在他们的心脏上,同金女大里隐隐约约传来的嘶吼、哭喊形成辛辣的对比。

柏林电影宫里的观影者们坐在舒适柔软的座椅上,却似乎是被踩着的侵略者皮靴下的乱世人。

银幕上军靴声渐小,画外音传来小队长的疑惑:“阁下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一个弯?”

冯远争轻笑了一声,悠悠道:“战争,终有一天要结束的,我们都要回家。”

“如果有一天,我可爱的双胞胎女儿亚子和千代问起战争的真相,我可以告诉她们。”

“你们的父亲在战争中,很优雅,很体面。”

镜头猛得上移,给到哲学系高材生福田永助的儒雅面庞,穿着风衣潇洒地上了军车。

仿佛正发生在金女大校园里可怖的施暴,与他无关。

很突兀地,配合着福田永助的离去,电影背景音中响起坂本龙一的《energy flow》。

这段日苯国宝级作曲家的治愈系代表作品,舒缓平和的旋律与福田永助“优雅体面”的自我标榜形成声画对位。

当舒缓的钢琴音符流淌时,画面却是他指使的鬼子手下,在金女大校园里的奸淫掳掠的暴行。

这种极致的反差,叫屏幕前的所有人都看得毛骨悚然,又咬牙切齿。

银幕上凸显一段字幕:

福田永助,原日苯宪兵队长,被指控参与屠杀及组织奸淫平民,但因“缺乏直接证据”,于1947年6月被释放。

“艹你妈的小鬼子!”一声清脆的国骂,来自《中国电影报道》的现场记者。

却代表了现场所有华人的心声。

而对西方观众来说呢?

自他们从魏特琳的视角来看冯远争扮演的鬼子军官福田永助起,一直到被压抑的军靴视角践踏,再到听到这番诛心的言论。

所有人都不寒而栗!

这一瞬间,这些西方观众眼前浮现出一个个熟悉的日苯友人身影——

总是西装革履,九十度鞠躬双手递上名片;

温文尔雅,茶室中的茶道表演行云流水;

就连吵架红脸都会边道歉边沟通,批评意见都要用“或许可以再斟酌”这样的敬语来包装。

这些温和、优雅的身影和形象,同此时银幕画面中同样外表和风度的冯远争化为一体。。。

西方观众们不禁在心中发问,哪一张,才是他们真正的面孔?

台下王小帅、杜琪峰等华语电影人,再一次拍案叫绝!

这一幕的叙事层层递进,在冯远争这个角色身上达到了融合和极致。

有组织地烧杀抢掠,是体现鬼子纯粹的穷凶极恶和丧尽天良;

拉贝被蒙骗成为刽子手的帮凶,魏特琳因为绥靖主义被调虎离山,是体现鬼子的奸诈狡猾。

而这些所有的人性之恶,在这一段冯远争扮演的福田永助身上被完美地包装,再一次蒙骗了现场的西方观众。

当这位京都大学哲学系高材生那温情、儒雅、高知的面纱被戳破,所有人才看清这些畜生,包藏在光鲜外表下的真正祸心!

特别是福田永助最后和小队长的对话,更加引人深思。

不乏对日苯人具有好感的西方观众,在脑海中萌生这一个割裂画面:

一面是福田永助哼着家乡凤冈县的童谣,一脸慈爱地哄自己的双胞胎女儿睡觉;

一边是他踩着硬质的军靴,命令自己的手下、或者亲自去拿刺刀剖开中国孕妇的肚腹。。。

这段极其简洁、有力、高效的电影叙事,再一次令西方观众深深地叩问!

究竟哪一张脸,才是他们真正的面孔?

台下的马丁因为喜欢黑泽明,很早以前就拜读过《菊与刀》,也算比较了解日苯这个民族。

虽然好友路宽在电影里讲的是战犯人性中极致的丑与恶,但以他的艺术造诣,还是能从镜头语言和叙事节奏上,品味出这位华人导演更多的用意。

什么用意?

让沾血的武士刀与案头插同框,让京都方言的优雅发音与拷问惨叫交织。

将这种将日苯传统文化符号与暴行并置,彻底撕碎《菊与刀》的虚伪平衡。

当金陵大学图书馆的典籍焚起业火,火光映照着墙上日苯军官“和敬清寂”的书法条幅,形成对所谓的日苯美学最辛辣的解构。

果不其然,在冯远争饰演的福田潇洒离去后,镜头推进,给到沦陷的金女大。

鬼子们踹开每间寝室的门,把尖叫的女大拖到走廊排成长队,用麻绳捆住站成一排。

刺刀划开破旧的学生装,纽扣崩落在地,与隔壁琴房被砸烂的钢琴低音键共鸣。

《女诫》典籍撕碎铺地,惨叫的可怜人被按在散落的书页上施暴。

墨迹与血渍在宣纸上洇出诡异的梅纹样,而墙上的“礼义廉耻”匾额正被刺刀劈成柴薪。

凡此种种,不忍卒睹。

魏特琳和程瑞芳拼死同鬼子拉扯抵抗,她们两人身形都高大些,魏特琳把自己的美国护照放在胸前,声泪俱下地嘶吼:

“滚!滚出去!这里是安全区!”

鬼子的暴行接近尾声,他们虽然不敢枪杀魏特琳,但临走前总要恶狠狠地甩几个耳光的。

军车轰隆隆地驶离,伴着贼寇的狞笑在风中游荡,夜幕下殊为可怖。

魏特琳跪倒在金女大礼拜堂的台阶前,十指深深抠进青石板的缝隙,指甲断裂渗出的血珠与台阶上未干的血迹交融。

镜头中,摩尔扮演的传教士魏特琳,仰头望向漆黑的“历史的天空”。

那本该是上帝俯视人间的窗口,此刻却如同被泼洒了浓墨的穹顶,连一颗星辰都不肯显现。

“主啊,这就是您允诺的慈爱吗?”

她嘶哑的质问,混着血腥气飘散在风中。

魏特琳一阵筛糠似得痛哭,十字架项链在胸前剧烈晃动。

勒出的红痕,像极了走廊里那些被吊死的女学生脖颈上的勒痕。

看着基督徒魏特琳信仰的动摇,台下的熟悉路宽的导演和演员,不免想起一年多以前,他在北美参加《拉里金现场》时的场景。

拉里金问了一个绝大多数西方人都会问的问题: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

路宽答: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我们的信仰是我们自己的浩瀚历史。

看看眼前无助涕泗横流,嘴角溢血的传教士魏特琳,又想到中国的英勇将士们在二战的东方战场将日寇驱逐。

若有所思的观众们这才有些明悟。

这片历史的天空,从来不曾垂怜弱者,中国人也永远不会将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鬼神上。

唯有凡人举起火把,才能照亮黑暗中的血泪之路。

魏特琳迅速收拾了心情,和程瑞芳一起组织伤员的救治,用板车将奄奄一息的学生和难民们送到鼓楼医院去抢救。

镜头切换,来到三线叙事的另一位配角拉贝,他和魏特琳会在鼓楼医院相遇。

拉贝刚刚回到小粉桥一号的别墅门口,巷子里就跑来求助的难民,声泪俱下地哭诉:“拉贝先生,我妻子被日军捉住了,请您救救他吧!”

“带路!”刚被司令部拒之门外的拉贝来不及回家,和韩湘林一起跟着难民往巷子深处跑。

等他们气喘吁吁地赶到,男子的妻子已经惨遭强健。

妇人露出青紫的皮肤,手指在墙面上抠出血痕,因为不遗余力的反抗,她右半边头皮被军刀削去,裸露的头骨在煤油灯下泛着森白的光。

丈夫绝望地大吼,摒弃了心中的恐惧和怯弱,疯狂地扑上前去,被另一个刚穿好裤子的鬼刺了个对穿,当即身亡。

拉贝看得目眦尽裂,他从进门开始甚至连一句话都还没讲,就看着两个中国人惨死在自己面前。

柏林电影宫里已经陷入了很久的死寂,随即是此起彼伏的抽泣和压抑的呜咽。

马丁·斯科塞斯的金丝眼镜滑到鼻尖,镜片上倒映着男子被刺刀钉在墙上的画面。

他无意识地去扶,却摸到自己满脸冰凉的泪水。

从金陵陷落,长江血月开始的这个插叙历史记述,给观影者带来的精神刺激太大。

可这一段,却是导演路宽不得不写、不得不拍、不得不放的。

这是真实的历史,也是继揭开日寇奸诈狡猾的本质后,对他们无底线的兽性的呈现。

两个鬼子士兵不敢对拉贝如何,互相勾肩搭背狞笑着走远。

“她好像还活着!”韩湘林发现血泊中的妇女似乎还有一口气,不等拉贝吩咐,就径直抱起赶往车边。

二人将妇女送达同处于安全区的鼓楼医院,还没等急救医生威尔逊着手施救,她就咽了气。

拉贝已经麻木了。

他行尸走肉般地跟着威尔逊去看其他难民营送来的伤员,突然发现金陵神学院的牧师马吉也在,似乎背对着他们在操作着什么。

“马吉?你在做什么?”

牧师马吉回头,直面镜头。

观众们都认出来这是邵子平联系并征集证据的的大卫·马吉的父亲,约翰·马吉。

又一位能够证实大屠杀罪行的历史人物出现了。

神情凝重的马吉牧师拿着一个16毫米的家用摄像机,正对着每个床的死者、伤者拍照:

“我要把他们记录下来,日军不允许我们拍照,就是怕他们的暴行被世界知道。”

“我们要把这里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向外界控诉他们的残忍暴虐!”

金陵红十字会会长许传音推门而入,看见以往总是把头发梳地一丝不苟的拉贝、此刻凌乱憔悴的面容先是一愣。

随即急切道:“拉贝先生,马吉牧师,新路口有一家被鬼子杀害,两个孩子被埋在废墟下面。”

“我回来找人帮忙,你跟我去摄像留下证据吧。”

拉贝拉着马吉就往外奔:“走,坐我的车去,湘林,再叫些人!”

“是!”

新路口不是后世的新街口,确切位置在现在的金陵中华门东侧。

这一区域在1937年属于金陵城墙内的居民区,靠近中华门瓮城,是日军入城后实施暴行的重点区域之一。

拉贝的汽车急刹在中华门东侧的废墟前,浓烟正从炸塌的民房梁柱间渗出。

马吉的摄像机刚开机就剧烈晃动,他被眼前的惨烈惊呆了,几乎拿不住摄像机。

镜头里,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被压在断裂的屋梁下,左腿呈诡异角度扭曲。

他身旁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小女孩,手里还攥着小块沾满砖灰的米糕,那是灾难降临前最后的甜蜜。

见有人过来,男孩豆大的泪珠混着额头的血水滚落,眼睛里写满了惊恐。

红十字会长许传音痛苦万分地蹲下身子,用自己的外套给寒冬中的小男孩披上:“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来救你的。”

小男孩将信将疑地看了眼拉贝、马吉等洋人,还是选择伸长手臂指向身旁,却让压着的木梁又陷深几分,疼得小脸煞白。

“救我妹妹!”

“她怎么了?”

“那些人拿刺刀戳她,求你们救救她吧!”

许传音温声道:“好,好,放心孩子,没事的。”

他在寒风中忍不住掉下泪来,引得现场观众的抽泣声也越发地大了。

马吉仍旧颤抖着手摄像留证,韩湘林按照拉贝的吩咐叫人过来帮忙,后车在巷口等鬼子离开才敢开进来。

这会儿大家都一拥而上,将断壁残垣下的兄妹救出,紧赶慢赶回到鼓楼医院。

拉贝和魏特琳在门前相遇,后者听说连孩子都惨遭毒手,又是一阵精神恍惚。

西方观众们看到摩尔扮演的魏特琳,习惯性地想在胸前划十字又戛然而止的模样,心里都是五味杂陈。

这是前面魏特琳跪地祷告无果后,第二次暗喻她信仰动摇的细节了。

王小帅在心里暗暗思忖,这应该是导演路宽继通过苏珊,对西方社会的傲慢与偏见的批判之后,又一个关于信仰话题的驳斥。

马丁·斯科塞斯自然也捕捉到了这个细节,他被称为“电影社会学家”,对好友路宽的这些讽喻一看便知。

事实上,在奥斯维辛等残酷惨烈的二战灾难之后,西方社会的信仰也是经历了很大动荡的。

奥斯维辛的神学家幸存者西奥多阿多诺直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上帝是不存在的。

包括1966年的《时代》周刊封面以“上帝死了吗?”为题,总结战后神学思潮,引发了全民辩论。

鼓楼医院的急救室塞满了人,刚刚救回来的男孩被送进了手术室,必须要截肢才能存活。

小女孩伤势相对较轻,威尔逊掀开她的薄薄的衣衫下摆开始救治,三道触目惊心的刀伤已经开始结疤。

现场只有许传音是中国面孔,他颤抖着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女孩被冷汗浸透的额头。

女孩约莫八九岁,瘦小的身躯裹在染血的粗布衣衫里,枯黄的发丝黏在苍白如纸的脸颊上,一双本该清澈的大眼睛里布满血丝,瞳孔剧烈收缩着,仿佛还倒映着那场人间炼狱。

“小囡,你家里发生了什么,能跟我们讲讲吗?”

牧师马吉把摄影机开机,凑近了些想要拍摄,床上小女孩的身体突然剧烈扭动。

“不要杀我!不要!”

女孩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瘦弱的身躯像受惊的小兽般蜷缩成一团。

她疯狂挥舞着双臂,指甲在许传音的手背上抓出道道血痕,却仍死死盯着那个“枪口”,浑身战栗如筛糠。

银幕上的魏特琳和台下的观影者们一起放声痛哭起来,她冲过去抱住了女孩,拿带着口音的汉语耐心地安抚她。

这位华小姐跪坐在染血的床榻边,将女孩颤抖的小手轻轻拢在自己掌心,又掏出一块桂撕开塞进她的嘴里。

也许是嘴里的甜叫她放松了警惕,也许是在这个胖胖的阿姨怀里给了她安全感,小女孩开始讲述几乎被日寇灭门的遭遇。

“我。。。我叫夏淑琴。”

“中午有人敲门,爸爸去开门,一看是日苯兵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开枪打死。。。”

镜头给到牧师约翰·马吉的手持摄影机,在他的镜头里,小女孩夏淑琴的哭诉慢慢定格。

已经被此前几个绝妙转场征服的观众们驾轻就熟,看着刚刚病床上的女孩,变成了眼前六十多岁的老人。

刘伊妃扮演的张纯如就坐在她的身边,拿着笔记本艰难地记录着。

至此,王小帅算是读懂了导演路宽的叙事节奏。

从长江上的血日开始,在这一整个讲述真实“大屠杀历史”的长段剧情中,他先是着重描绘了日军的残忍、暴虐、狡诈、伪装。

再通过各种递进的电影叙事,把鬼子的形象和历史场景钉在观众脑海里的同时,通过这样一个转场,来证明叙事的真实性。

通过张纯如采访的真实幸存者,通过约翰·马吉记录的真实影像资料。

大银幕上夏淑琴老人掀起自己的衣襟,露出的三道一模一样的刀疤,和吉镜头中的老照片如出一辙。

历史,不容否认,不容诋毁。

这是本片最大的叙事和拍摄目的之一。

大银幕上,刘伊妃饰演的张纯如与夏淑琴老人相对而坐。

老人布满皱纹的手缓缓掀起藏青色布衬衫,露出腰间三道泛白的疤痕。

那疤痕如同干涸的河床,在苍老的皮肤上蜿蜒出1937年的血色记忆。

夏淑琴老人嘶哑着声音讲述:“我家住在中华门的新路口。”

“那天中午,大概有三十多个日苯兵冲到我家来,我父亲求饶不成被枪杀。”

“我母亲姓聂,她还在给怀里一岁的妹妹喂奶,顾不得管我们,躲到了桌子底下。”

“日苯兵把她拖出来,妹妹被活生生地摔死。”

“我母亲被轮健后刺死,外祖父聂佐成、外祖母聂周氏为保护16岁的大姐夏淑芳和14岁的二姐夏淑兰,被日军枪杀。”

“两位姐姐同母亲一样罹难,死前还被插上了木棍。。。”

夏淑琴讲到这里已经有些麻木,断断续续地交待完了一家九口最后的命运。

即便已经在法庭、记者、学者面前无数次重复这段血色回忆,夏淑琴老人还是忍不住潸然泪下。

大银幕上的刘伊妃,和大银幕下的刘伊妃,同时泪崩。

电影的戏剧张力和情绪铺垫在这一刻达到极致,哭泣声从不同角落涌上来,像冬夜的潮水漫过沙滩。

整个柏林电影宫内化作一片泪海。

镜头推进,给到张纯如的扮演者刘伊妃特写。

她并未夸张地放声痛哭,而是先有一个细微的吞咽动作,喉头轻轻滚动,仿佛在强忍翻涌的情绪。

当老人讲述妹妹被摔死的瞬间,刘伊妃的左手无意识地攥紧了笔记本边缘,指节发白却保持稳定。

右手则悬在半空,呈现出想要安抚又不敢贸然触碰的克制。

最动人的是声音的处理。

在老人哽咽停顿时,刘伊妃用几乎气声的语调问出“后来呢?”,这三个字的尾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既推动叙事又饱含共情。

这种表演不靠煽情,而是通过呼吸节奏、微表情和恰如其分的沉默,让观众看到一位学者如何用专业态度承载历史之重。

克制而又细腻。

在场的专业导演、演员,评审会成员们都微微颔首,惊叹于这位年轻的华人女星,在这一段中的演技卓绝。

他们想到了张漫玉。

张纯如和杨夏明、段月萍等人从夏淑琴家离开了。

一连几天,张纯如、杨夏明、段月萍等人走访完了剩余的幸存者,获取了大量一手采访资料、照片、录音。

这些都是她的有力武器。

西苑宾馆的会议室中,几位教授正和张纯如密切配合,整理采访资料和图书馆资料。

因为张纯如听不懂金陵方言,便由本地人杨夏明教授先翻译成英语,她再记录到电脑上。

会议室的吊扇呼哧带喘,吱呀吱呀的牙酸声叫人听得烦躁。

张纯如全神贯注地敲击键盘,突然在一段惨不忍睹的口述中停滞。

她走到窗边,解开一颗衬衫上的纽扣,大口地呼吸着窗外雨后的新鲜空气。

此刻的刘伊妃贡献了她体验生活时的真实感受——

那时的她,和历史上的张纯如一样,都被这些残忍血腥的历史压得快要窒息。

舒缓了一阵,张纯如定了定心神,突然转头对杨夏明等人道:“各位教授,我想等这本书写完,就去读法律,请你们在国内支持我。”

“我将来要代表幸存者们同日苯政府打官司,替他们争取应得的赔偿。”

大家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生在美国的中国姑娘,不知道她怎么突然冒出这句话。

这一段,是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在女儿自传里的叙述——

华裔女作家想起走访的这些幸存者们家徒四壁、艰难度日的悲惨,不由得神情悲愤:

“这不公平!那些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至今仍享受着丰厚的养老金,而幸存者们却在贫困和伤痛中挣扎。”

“日苯政府只需拿出他们军费预算的零头,就足以抚平这些伤痕,总得有人为正义发声!”

杨夏明叹气:“他们至今都没有为此大屠杀正式道歉过,更不要提赔偿了。”

“纯如,你的心情我们理解,但这件事的确太困难,右翼都是一群没底线的疯子,你要当心。”

张纯如的眼神清澈明亮:“国内放弃了赔偿,西方人也漠不关心,那就只有我们这些身体里淌血同宗血脉的华人来做。”

“我是美国籍,国籍就是我的保护色,那些丑陋的右翼不敢拿我怎么样。”

一个过肩的特写给到站在窗边的张纯如。

银幕前的各国观众都从扮演者刘伊妃身上明显地察觉出,此刻的她就像一柄淬火的利刃,带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迈,刺破历史的迷雾。

王小帅、杜琪峰等华人导演都不禁坐直了身体,他们知道人物性格和心态的下一个蜕变到来了。

这是电影叙事语言暗含的线索与脉络:

幼年时在爷爷怀里,阁楼窗外一束光在云层后将破未破;

耶鲁大学图书馆中,那束光冲破了哥特式图书馆的穹顶,却仍旧微弱。

再次出现在镜头中的张纯如和西苑宾馆会议室的窗前——

雨后的云层被阳光撕开一道裂缝,金色的光束如利剑般斜插进室内,将张纯如的侧脸分割成明暗交错的剖面。

这束光比耶鲁图书馆时更为强烈,却又不同于童年阁楼里那种朦胧的期待。

它带着穿透历史迷雾的锐利,在会议室的木质桌面上投下细碎的光斑,仿佛散落的史料碎片终于被串联成篇。

张纯如结束了在金陵的采访回国,她开始一边搜寻更多的资料,一边撰写大纲。

匆匆回家跟父母、丈夫见面后,张纯如一刻也不停地前往莱茵镇的邵子平住处。

“我从金陵图书馆复印的资料中,发现了德国政府发往金陵的外交照会,曾多次要求拉贝回国。”

“但是拉贝最后的结局,好像从没有人再提及过,你了解吗?”

邵子平听得一愣,拉贝的大名所有人都知道。

特别是约翰·马吉的儿子提供的胶卷和影像资料里,有相当多他的镜头。

“我听马吉讲,拉贝回国前,曾经承诺一定会将真相向戈林和希特勒汇报,但之后一直杳无音讯。”

“你觉得他会不会。。。”

张纯如懂邵子平的意思——

拉贝回国后,也许因为寻求自保,放弃了对金陵人民的承诺。

但她觉得没有这么简单,仅从马吉父亲留下的证据中能看出,他同魏特琳一样都是极善良的国际友人。

在残暴的日寇面前都不曾屈服,回国后又怎么会。。。

张纯如倒吸一口凉气,她突然想起一个可能性:“邵博士,你在德国读过书,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

“拉贝的纳粹党身份在二战后被清算,他迫不得已躲起来,或者受到迫害呢?”

邵子平沉吟道:“有这个可能,不过纯如,你写金陵大屠杀,也许没必要探究这么多,毕竟已经过去五六十年了。”

张纯如很坚持:“我列的提纲中,对魏特琳、拉贝、马吉等人的命运都会有交代,无论是好是坏。”

台下的懂行的观众们听到这句话,再预估电影的播放时间,知道这是要收线了。

从张纯如开始,插叙的关于拉贝和魏特琳两位重要历史见证者的登场。

历史叙述结束,下面仍然从她的视角,去叙述这两位历史人物的退场。

镜头调转,张纯如几经辗转拜访了约翰·马吉的后人和史学家,都没有得到半点关于拉贝的消息。

她回到住处,坐在电脑前给邵子平在德国读书时期的历史学家朋友发去邮件:

“尊敬的玛莎教授,欣闻您曾协助过邵博士关于1937年发生在中国金陵的日军大屠杀事件研究。”

“是时,曾有西方代表在日军破城之前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是德国人拉贝,请您帮我在当地寻找他的后人。。。”

大银幕上的张纯如开始了每天写作的生活,偶尔会查看一下邮件和手机,焦急地等待着拉贝后人的消息。

直到邵子平惊喜地通知她,德国方面帮助联系到了拉贝的外孙女,也即现在正坐在台下的厄休拉·拉贝。

更关键的是,厄休拉·拉贝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极其振奋人心的消息!

“我翻译了厄休拉传真来的德语资料,里面有一句话非常关键。”

“拉贝回国后曾被特务扣押,他在家信里说‘保存好我的日记,不要让人发现它’”

张纯如大喜过望,猛得起身带倒了咖啡,顾不上被烫红的手背,第二天就订票飞赴德国。

镜头没有详细地交待她和邵子平在德国拜访厄休拉·拉贝的过程。

而是直接推进了时间线,镜头转到1996年12月12号下午2点30分举办的,纽约的《拉贝日记》面世新闻发布会。

纽约金陵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出面,费600美元在洲际大饭店租了一个厅,吸引了以华人媒体为主的各国人士采访。

大银幕上,是新闻发布会的真实录像,经过电脑处理、合成,巧妙地融入了电影中。

一组快速剪辑的镜头闪过,《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人报》等各个国家的主流媒体都以头版头条的形式刊载了这条新闻。

沉睡了半个多世纪的《拉贝日记》重见天日,全世界为之轰动!

国内金陵的教授们给张纯如打去电话,鼓励和支持她艰苦卓绝的努力,又提供了更多新收集的历史资料。

洲际酒店的房间内,张纯如打开了录音笔,面前坐着厄休拉·拉贝。

开始探究、也是带着观影者们探究拉贝的结局。

银幕左上角字幕浮现:1938年2月20号。

日寇在金陵的屠杀,从1937年12月13号,持续到1938年的1月上旬。

此刻再出现在屏幕中的拉贝,突然像老了十岁。

他坐在金女大的校长室内,和对面的魏特琳在临别前最后一次聚会。

“明妮。。。”

“叫我华小姐,我喜欢这个名字。”镜头在给到魏特琳,观众又是一阵惊呼。

同再次出现在镜头里的拉贝扮演者汉克斯类似,摩尔起码瘦了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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