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圣诞，维也纳的市民们在一片安寧与祥和之中度过节日，依照中世纪以来的古老传统，开始了长达十二日的节庆狂欢，直到主显节这一天城市才会回归正常的生活。

人们常常会在夜里围在广场中央的篝火旁载歌载舞，多半唱著些不怎么儒雅的歌曲，这种行为遭到了神职人员的强烈谴责。

大部分勤劳肯乾的市民，一年下来也终归能攒下些积蓄，对於大多数普通家庭而言，这是他们一年中唯一一次放纵的机会，在此之前他们已经经歷了长达一个月的斋期。

而平日里素来正经、严肃的神父或是市政府的职员们则难得找到这样一个释放天性的机会。

人们有时甚至可以在教廷或市政厅里看见带著怪异面具讲笑话的人，以及女装大佬。

即便是皇室政府和帝国宫廷，这种古怪的行为艺术也並不少见，拉斯洛就在自己的宫廷晚宴上看到过戴著野猪头的人。

看似戴上了面具，实则解开了枷锁，在这种时候很少有人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

兴许是这个黑暗的时代太过压抑，经歷了一年的辛苦劳作后，大家需要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来释放天性。

在城市以外的乡村地区，类似的活动也会进行，农民们的庆祝方式虽然没有城里人那么花里胡哨，但氛围感这块还是不差的。

不过，佃农们大多需要在元旦这天缴纳上一年的地租，这对不少人而言是一个大坎。

交不上地租，就要失去土地，变成无地流民的话想活命就只能硬著头皮往城市里闯一闯，或是乾脆梅开二度成为农奴。

好在皇帝没有像丧心病狂的法王那样为了榨取农民仅有的一点积蓄强制高价赎买自由，而且佃农们承担的租税也相当稳定。

究其原因，这並不是一笔可以轻鬆承担的款项，虽然不至於让那些自由民、佃农破產，但也令他们难以靠单纯的耕作致富。

所有这些王室领地內的农民们缴纳的租税匯集起来，就构成了近三成的奥地利財政收入。

依照大多数人还未发生转变的传统观念而言，有时候自由並不意味著更好的生活，这其实是个很现实的道理。

当农奴，儘管一直遭受沉重的剥削和压榨，但同时契约给了农奴继承份地使用权的权利，並且依照习惯不会被轻易剥夺，这让他们可以世世代代艰辛地生活下去。

而且，奥地利西部延续数百年的自由农传统也影响了在东部生活的人们，在这里农奴並非动產，可以保留一小部分財產，而且理论上甚至有权上诉。

而赎买自由成为佃农后，儘管耕种地產的收入可以更多装入自己的腰包，但同时也意味著有更多的风险需要自行承担，尤其是农產品市场的波动带来的风险。

而且，世俗或是教会的领主们总是会想方设法地提高地租或是强制劳役来压榨他们的价值。

这本是基於黑死病后人口经济持续下行、粮价在百年间始终低迷而採取的应对措施。

在西欧，由於英法百年战爭的持续性破坏和封建领主阶层的大规模消失，农奴制的復兴以失败告终，领主们最终选择將土地整块整块出租，或是废弃耕田转为牧场，投身到浩浩荡荡的圈地浪潮之中。

在东欧，匈牙利和波兰的领主们藉由古老的传统和事实的割据，成功遏制了农奴们的反扑，磕磕绊绊將封建庄园延续了下来。

而站在欧洲十字路口的奥地利，受到了来自双方的影响，走上了一条特殊的道路。

与大多数短视且已经形成路径依赖的贵族不同，拉斯洛对於农业技术的革新和生產力的提高是非常上心的。

无论如何，技术所带来的生產效率的提高是关键，而鲜有贵族和教会的地主们有拉斯洛这样的决心和资本来投入到新的生產模式之中。

一些富裕的市民阶层在政策的鼓励下开始与城市周边的土地贵族谈判，承包大片的土地，隨后在僱佣劳作和自发性质的农业改良的基础上经营土地，不过更多时候这些土地都被用来种植特定的经济作物以满足贸易需求。

对於大多数领主而言，变著法地榨取农民的劳动成果是必修课。

然而直接提高地租和赋税虽然可以省去很多成本並获得可观的即时收益，但那是以牺牲未来的生產为前提，最终会使得农业生產陷入恶性循环，导致农民的逃亡或者起义。

由於奥地利需要高度的稳定以维持有秩序的商贸和生產，在各个州都有地方组织的治安卫戍部队，重要的地区还有常备军的驻扎。

起义的可能性因此被压低，更多无法承受压迫的人会选择逃向城市。

在传统思维的农民之外，也有不少人嚮往著城市里的僱工生活，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靠著高昂的工资过上优越的生活。

只可惜，这基本只存在於想像之中。

常见的卖苦力的各类匠人，他们一年的收入也不过才20-30弗罗林，这还是在手艺傍身的前提下。

在那之前他们必须度过漫长的、如奴隶般受人支使的学徒期，领著极低的薪水，往往只有正式工的一半，还经常被恶意欠薪。

如果会记帐和算术，那就算是高级人才了，要是能当上正规会计的话，年收入可达到30弗罗林往上，如果在银行供职，则能挣得40弗罗林。

而再往上的教师、律师和医生等职业，那就非受过专业教育的人士不可胜任了。

要想取得足以媲美此类职业人才的收入，还有个更简单的办法——参军。

只要在军队中熬过五六个年头，偿清一身制式装备的资费，减去平日里的食物、住宿的开销，剩下的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

只可惜，在有得选的情况下，大多数人並不会选择投身行伍，这也导致了奥地利军队补员的困难。

与从贵族到平民都不喜战爭的奥地利相反，邻近的施瓦本、匈牙利则有大批青壮年亟待军队的接纳，其中不少人都有不错的专业技能。

拉斯洛推行国民军队的计划在一开始便宣告破產，他只能转而通过年復一年地僱佣、操练士兵，並辅以条例约束，使他们逐渐习惯於为帝国而战，向皇帝献上忠诚。

虽然听命奋战的帝国士兵並不全由奥地利人组成，但基层军官团的纯度还是有保障的。

从伍长到中队长官，要么是科班出身，从维也纳新城的军校里筛出来的，要么是久经战阵的精锐老兵，能在极度混乱的战场冷静地组织战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