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同一天，《电影评论是中国电影之大害》发表在《北平日报》。

文章写道：“从1978年，白景晟发表《丟掉戏剧的拐杖》开始，国內理论界就根据欧洲新浪潮和新现实主义总结出一套，淡化情节、淡化人物、淡化主题的模式，在他们看来只要好好讲故事就是原始的，是落后的，只有符合他们这套模式的电影才是现代电影。

如果评论界只是提出这种观念倒也没什么，可他们无差別的攻击商业电影，

《神秘的大佛》、《武林志》的导演张华勛被骂得不敢拍功夫片了，《喜盈门》、《咱们得牛百岁》导演赵焕章被骂得不敢拍农村喜剧电影了，谢普导演被骂得去拍探索影片去了·—

电影圈出现了非常离谱的现象，一个导演的电影拷贝卖得多，电影欢迎，反而会成为过街老鼠，成为舆论的嘲笑对象，就连他们自己都觉得自己像是干了什么丟人的事，简直抬不起头，甚至有导演听到厂里让她拍商业片，急得直哭。

观眾进电影院是为了娱乐，要看精彩动人的故事，观眾在电影院看不到好好讲故事的电影，就不会进电影院，就会进入录像厅去看好好讲故事的香江电影和好莱坞电影，於是，我们就能看到这样的场景，电影院门可罗雀，录像厅生意火爆。

毫不客气地说，评论界反对讲故事、歧视商业电影的观念已经成为中国电影的公害，正在將中国电影一步步推向深渊，如果不能扭转这种观念，中国电影的未来將一片黑暗。”

第二天上午，《电影不能脱离观眾》发表在《工人日报》。

文章表示：“电影理论家家钟惦反覆强调，电影最主要的是与观眾的联繫，丟掉这个，便丟掉了一切，更重要的是，电影可以说服观眾，却不能强迫观眾。说服观眾却不能强迫观眾，其实就是强调电影必须满足观眾的娱乐需求，给观眾提供有保障的快感，只有这样，电影的审美功能、教育功能，或者其他功能才得以实现。可以说，满足观眾的娱乐需求是电影所有功能的前提。”

方致远编剧和製作的电影部部大爆，在观眾中的口碑极好，甚至有点“方致远出品，必输精品”的味道。很多观眾看到评论界疯狂击方致远，说他的电影低俗，没有思想，心里非常不服，便纷纷写信支持方致远。

短短一周，方致远收了近千封来信，装了足足两纸箱。

来信者有大学生、有工人、有售货员、有汽车司机，也有学校老师。他们都担心方致远像张华勛、谢普那样，扛不住舆论压力，再也不拍大眾喜闻乐见的电影了。

“方致远同志，你千万不要受那些理论家的影响，他们除了夸夸其谈，跟老百姓对看跟之外，没有一点真本事！你千万不要被他们嚇到，老百姓喜欢你的电影，愿意进电影院支持你的电影，全国的老百姓都为你撑腰！”

“现在很多报纸骂你，说你的电影没有思想，没有艺术性，我和同学不知道什么是思想和艺术，我们只知道你的电影好看，我们愿意看！你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方致远，站直了，別趴下！”

在北影厂和首都评论界开战的同时，发表在《松江文学》上的《旷野上的废墟一一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被国內十多家报纸转载，並迅速在文艺界引发热议。很多人开始写文章响应，方致远自然成为他们摔击的头號对象。

方致远很快接到消息，松江、羊城、蓉城等城市的报纸都出现批判方致远电影、批判当下社会人文精神缺失的文章。方致远觉得光靠自已和北影厂文学部这点人，肯定骂不过评论界和文艺界，必须发动群眾，同时將各个电影厂也拉进来。

方致远立刻將何启明叫过来，吩附道：“你给各个报社打电话，告诉他们，

艺术片都是赔钱的，能赚钱的都是商业片，能在报纸上打gg的都是商业片，他们连篇累读发攻击商业片的文章，你问问他们，这样真的好吗？”

何启明也是极为不满，愤愤不平地道：“这些报纸太过分了！最近几个月，

我们打了多少gg，给他们带来多少收入！他们居然发这些攻击我们的文章！这是人干的事吗？”

何启明问道：“要是继续攻击我们，是不是停他们的gg？”

方致远神情淡定，一幅胜券在握的样子：“我不是让他们不发攻击我们的文章，要是完全不发，会让人觉得我们只手遮天，但应该限制数量，更重要的是应该刊登一些读者来信，毕竟电影是大眾的艺术，应该听听人民群眾的心声。”

何启明眼前一亮，不愧是是方总，这一手太厉害了！

何启明兴奋地道：“评论界倡导的电影很多是零拷贝，狗都不看，而我们的电影大受欢迎！要是刊登读者来信，那读者肯定站我们这边！骂我们的人就会陷入人民战爭的汪洋大海中！方总这招太妙了！我马上跟各个媒体联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