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垒则努力维持著镇定，但眼神中的疲惫和无奈难以掩饰。

陈幗富表情严肃，看不出太多情绪。

右边，坐著纪录片导演刘新於，以及“瀚海舆情与管理諮询”公司指派的一位法律顾问和一位公关人员。

刘新於穿著不合身的西装，面容黝黑粗糙，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但眼神里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坚定。

会议由一位第三方律师主持，流程简洁。

王忠垒首先代表製片方宣读了事先商定好的声明稿。

他语调平稳，但字句却如同重锤：“————在电影《可可西里》的筹备和创作过程中，我们剧组，包括导演兼编剧卢川先生，怀著极大的敬意，深入研究了大量关於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及反盗猎斗爭的宝贵资料。

其中，刘新於导演拍摄的纪录片《我和藏羚羊—一冰河在这里流过》以其真实的视角和深刻的记录，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灵感和素材参考————

然而，由於我方在前期沟通工作中的疏忽与不到位，未能与刘新於导演就相关素材的使用及合作达成正式、清晰的协议，也未能在影片中给予刘导应有的、

明確的署名与致谢————对此，我们深表歉意与遗憾————”

声明中，通篇使用了“参考”、“借鑑”、“沟通不畅”、“程序瑕疵”等词语，巧妙地避开了“抄袭”这个最敏感的词，但承认了“借鑑”事实和程序错误。

轮到卢川发言时，他拿起话筒，手微微有些颤抖。

他几乎是照本宣科，重复了声明中的核心意思，强调创作初衷是为了展现反盗猎英雄的伟大，承认在“借鑑”刘导作品时存在“沟通不足”，並再次表示“诚挚的歉意”。

他的声音乾涩，眼神躲避著台下的镜头，那份艺术家的骄傲仿佛被碾碎在了地上。

儘管他內心可能依然认为自己只是“借鑑”而非“抄袭”，但在外界看来，这番表態，尤其是在这种场合，已然坐实了“先上车后补票”的不光彩行为。

隨后，刘新於的发言则朴实甚至有些磕绊，但他清晰地表达了对製片方最终愿意承认並补偿的“感谢”，並接受了对方提出的“项目顾问”头衔和一笔未透露具体数字但“非常满意”的补偿金。

他表示將撤销相关诉讼。

最后是记者提问环节。

问题大多尖锐：“卢川导演，您刚才承认是借鑑”，这是否意味著您间接承认了刘新於导演指控的核心內容？”

“王忠垒先生，这次补偿金额具体是多少？这是否意味著华宜兄弟变相承认了侵权？”

“刘导，您对这样的结果满意吗？您觉得这是您想要的公道吗？”

台上几人艰难地应对著。

卢川几乎不再开口，由王忠垒和陈幗富主要回答，反覆强调“尊重原创”

“沟通失误”、“达成和解”。

发布会通过网络媒体进行了文字直播。

在“猫眼电影”社区和各大门户网站娱乐版块，相关报导迅速跟进。

標题大多聚焦於“《可可西里》製片方承认借鑑失误並道歉”、“卢川就借鑑”纪录片公开致歉”、“抄袭风波以和解赔偿告终”。

报导下的评论区，迅速被网民评论淹没：“呵呵，借鑑？说得好听，不就是抄了吗？”

“早干嘛去了？要不是被锤死，会道歉？”

“道歉有用要版权法干嘛？”

“卢川滤镜碎一地，以后他的片子不看了。”

“华宜也是，这种片子也投，审核怎么过的？”

“刘导还算拿到了补偿，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先上车后补票，噁心！”

舆论一边倒地对卢川和《可可西里》製片方报以鄙夷和嘲讽。“借鑑”这个说法，非但没有洗白，反而成了网民揶揄和攻击的新梗。

卢川的个人声誉和职业前景，在这场发布会后，彻底跌入谷底。

他被牢牢地钉在了“不懂规矩”、

“创作瑕疵”的耻辱柱上，未来的五年，乃至更久，他都將在行业內的冷冻期中艰难喘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