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3章 处理方案（二）

1876年夏，塞萨洛尼基兵役登记引发的风波尚未完全平息，雅典王宫的会客厅里已迎来了《理想报》的记者。

康斯坦丁国王身著笔挺的王室礼服，胸前的勋章在午后阳光下熠熠生辉，已经做好了面对记者的提问的准备。

“那些关於暴政”的抹黑，完全是污衊。”国王的目光扫过在场的记者，“希腊自復国之日起，便以古希腊文明的继承者自居，包容从来都是我们的立国根基。塞萨洛尼基事件，只是个別官员的执行失误，绝非国家政策。”

记者按照事先得到的示意，適时提问道：“陛下，请问您如何看待王国境內的非希腊裔族群？”

康斯坦丁双手按在桌面上，以清晰的语调回答：“所有生活在希腊疆域內的人民，无论其民族背景，都是这个王国的合法公民。

“，隨后的谈话主要是態度展示，呼吁民眾保持理性，相信政府能够处理好国內问题，不要被別有用心的境外势力引导。

但当记者们离开，关上会客厅大门的瞬间，康斯坦丁脸上的从容便褪去了。

他快步走向书房，首相阿列克谢、外交部长西奥多罗斯和財政部长苏佐斯早已等候在那里，桌上摊著厚厚的人口与宗教统计报表。

“公关能平息舆论，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国王坐进橡木扶手椅，指了指桌上的报表，“今天我们聊清楚整个希腊的民族情况。”

阿列克谢率先起身，將一张大幅统计图表掛在墙上，用木棍指著上面的数据：“表面看，我们的优势无可撼动。东正教徒630万，占总人口的87.5%；穆斯林65万，仅占9%；天主教、犹太教等加起来不足4%。”他顿了顿，话锋一转，“但关键的隱患在內部。这630万东正教徒，並非铁板一块。”

木棍指向斯拉夫族群的数据区域：“210万斯拉夫人里，140万保加利亚裔中，有115万信徒归属保加利亚督主教区，那是1870年刚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独立出来的，跟我们希腊正教会根本不是一条心。还有70万塞尔维亚裔，66万都归塞尔维亚教会管辖。”

阿列克谢的声音沉了下来，“他们现在认同希腊王国，是因为我们能提供稳定和安全，是利益驱动，而非宗教或民族认同。一旦保加利亚或塞尔维亚强大起来，这些人就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康斯坦丁接过话头，目光扫过三位大臣：“更棘手的是穆斯林。65万穆斯林里，42万是阿尔巴尼亚人，10万是保加利亚裔的波马克人，11.5万是土耳其人。

虽然他们数量不多，但他们不是散居在各地，而是在阿尔巴尼亚、克里特岛、塞萨洛尼基等地形成了一个个紧密的文化社区，有自己的清真寺、学校和习俗，根本没法简单同化。”

財政部长苏佐斯推了推鼻樑上的眼镜，补充道：“陛下说得对。这些穆斯林社区不仅有凝聚力，还是重要的劳动力。阿尔巴尼亚的牧民供应了全国六分之一的肉类，东色雷斯的土耳其人则是在当地有著很大的影响力。要是动了他们，经济和地区稳定会出大问题。”

“那驱逐呢？”西奥多罗斯轻声问道，话一出口便意识到不妥，自己先摇了摇头，“我知道这是蠢话，但总得把所有选项摆到檯面上。”

“不妥。”康斯坦丁立刻否决了这个方案，“就算不考虑驱逐所引发的国际问题，就单说我们能够把他们驱逐到哪来？难道直接赶到海里去？”

“是我考虑欠佳了。”西奥多罗斯点了点头，算是认可了国王的批评。

在1876年的希腊，任何试图通过强制迁徙来解决民族问题的想法，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年轻的希腊王国根本不具备实施这种极端政策的能力。

回顾歷史，大规模的民族驱逐往往需要极其严苛的条件。奥斯曼帝国在1915

年对亚美尼亚人的行动，数十万人在死亡行军中消逝，这种帝国的最后疯狂，以彻底牺牲国际信誉为代价，最终加速了帝国自身的瓦解。而俄罗斯凭藉其广袤的西伯利亚荒原，在沙俄及苏联时代多次实施流放，这更是一种其他国度难以企及的“地理的奢侈”。

反观1876年的希腊，这些条件无一具备。这个刚刚站稳脚跟的王国，面对的是错综复杂的现实：全国720万人口中，各种非希腊裔的少数民族群体总数接近300万，甚至超过了希腊族本土人口的数量。在这种背景下，“驱逐者反被驱逐“绝非危言耸听。

国际环境更是危机四伏。欧洲列强在“东方问题”上相互制衡，俄国时刻以斯拉夫人保护者自居，英国则密切关注著地中海的均势。任何强制迁徙的举动，都会立即成为列强干预的完美藉口。希腊经过这些年的外交斡旋，好不容易让巴尔干秩序重归和平，直接驱逐会导致原本稳定的外交局势瞬间失控，让这些年的心血白费。

而从王国內部看，马其顿的斯拉夫农民和伊庇鲁斯的阿尔巴尼亚牧民是国家財税和兵役的基石。倘若强行驱逐他们，不仅会瞬间摧毁国家的经济命脉，更会將那些心怀怨恨的流放者直接推向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或是奥斯曼的怀抱。他们將在边境的另一侧组成復仇军团，使希腊永无寧日。

但其实，驱逐方案更大的可能不是把人送到敌国去，而是逼这些人变成山贼，严重影响地区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