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十月十四日，上午。

法共目前的中央委员会大楼位於巴黎第八区，一栋原本是某家银行总部的建筑，花岗岩外墙，门口四根科林斯柱，革命后在柱顶加了一面红旗，法共的中央委员会办公室在三楼，走廊尽头朝南的一间，窗户正对著一条种满梧桐树的林荫道。

接任让诺总书记位置的人叫安德烈·杜兰德。

他今年三十八岁，身材中等，肩膀略宽，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时候脊背挺得很直，双手平放在桌面上，左手的无名指上有一道旧疤——那是一九二九年他在鲁尔区参加工人夜校的时候，被一台衝压机的飞边划伤的。

杜兰德不是法国革命之后才冒出来的新面孔。

他在法共党內的资歷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三年，那一年他二十五岁，从德法边境的小城梅斯出发，步行穿过了萨尔地区的边界线，进入德国的萨尔兰州。

那时候德国革命已经胜利了十一年，红色政权的边境口岸对“有意愿学习社会主义理论的国际进步青年“设有专门的接待窗口。

杜兰德在那里填报了申请，通过审查后隨即被安排前往柏林，进入德国中央党校学习。

杜兰德在中央党校待了两年。

在这两年时间里他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跟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党员一起上课、討论、实习。

最开始，杜兰德的德语说得不算流利，但他听课的时候极其专注，当时的笔记就记了整整七本，每一本的边角都写了密密麻麻的批註。

毕业的时候，他的班主任给他的评语是“理论功底扎实，务实作风突出，適合从事国家建设方向的实际工作“。

回到法国之后，杜兰德从基层工会干事做起，先后负责过里昂的工厂组织工作、马赛港的码头工人联合协调、以及全国范围內的產业布局规划。

他在一九三三年进入中央委员会，成为当时法国共產党总书记让诺的副手之一，主要分管经济建设和国际协作事务。

让诺当时对杜兰德的评价是“这个人不喊口號，他把口號变成图纸，再把图纸变成现实“。

几年前让诺因身体问题交接出法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前往柏林养病之后，法国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经过討论，一致推举杜兰德接任。

他在就职讲话中没有过多的激昂词句，只是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记住了的话：

“让诺同志把法国带进了社会主义的大家庭。

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这个家建好——把屋顶修结实，把墙砌厚，让屋子里的人不再担心外面的风雨。“

杜兰德对德国主导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持有明確的、坚定的支持態度。

他在多次法共的內部会议上强调过一个观点：

法国的工业基础虽然不弱，但在產业链分工和技术研发上短期之內仍需要以德国为依託，这是现实条件所决定的。

他在韦格纳提出的“欧洲社会主义经济互助合作体“框架中看到了法国未来发展的清晰路径——法国有农业优势、港口优势、和面向大西洋的地缘窗口，而德国有工业核心和前沿技术，两者互补的程度远超竞爭的可能。

“德法一体化不是谁吞併谁，“

他在一次中央全会上的发言被与会者广泛传述，

“是两座工业齿轮的精密咬合。

齿轮不必一样大，但齿与齿之间的间距要对得上。

法国的间距，已经跟德国的调在一个频率上了。“

因此，当莫罗的报告送到他桌上的时候，杜兰德阅读的耐心和速度表明了他对这种事情的重视程度。

那天是十月十四日上午，他刚结束一场关於港口改造计划的会议，回到办公室翻了翻邮件，把那封標註“紧急·內务系统“的牛皮纸信封拆开，抽出里面的材料一页一页地读了过去。

他读完第一页的时候没有太大反应。

读到第三页——玛德琳·贝尔纳的供词摘要时，他的眉毛动了一下。

读到第六页——莫雷尔的供词和那七名涉案干部的名单时，他把材料放下，靠在椅背上沉默了大约三十秒。

然后他拿起桌上的內线电话，拨了一个號码。

“通知內务部和社会事务部的纪律委员会负责人，下午三点到我办公室开会。

另外，给我接国家安全协调办公室。“

放下电话之后，他没有立刻做別的事。他把那份材料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边看边在旁边的笔记本上写了几行字——人名、部门、时间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