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性走出车站。这时候才感到饿了，只觉胃里空荡荡的，但一想到要在候车室的长椅上乾等三个钟头，那种等简直叫人发疯。
看著车站门口人来人往，听著各种那些人用熟悉的合黎话方言，心里的急切不言而喻。想著怎么更快地能到达三十里外的我的村庄，那个生养我的地方，我忽然看到车站门口的路边上停著一排“电蹦子”。那是我们这儿对改装三轮车的称呼，也就是用三轮车改装的，车斗上加了个铁皮棚子，刷著黄漆或红漆，棚子两边开著小窗，用透明塑料布封著。车厢里摆两条长凳，挤一挤能坐六七个人。因为坐上顛得厉害，能把人的骨头顛散架，所以，人们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电蹦子。因为便宜，隨时都能走。九十年代起就在县里跑开了，成了城区或者是近郊人们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我看到有几个司机正蹲在车边抽菸，见人出来就吆喝：“走哪？马上发车！”
我走向一个瘦高的司机，他裹著褪色的军大衣，袖口磨得发亮，正在跺脚取暖。
“罗家庄，走吗？”
他抬起眼皮打量我，“三十。”他报出价格。
“太贵了。”我摇摇头。其实我知道行情，往年坐回去也就十五。他是看我不像常年在村里的人，想多要点。
我想起母亲讲过的討价经验，要不能显得太急切，要做出转身就走的样子，对方才肯鬆口。这是她在集市卖鸡蛋时练就的本事。把鸡蛋篮护在身后，买主给价低了，她就抿著嘴摇头，眼睛看向別处。通常不过三句来回，对方就会让步。
我说，“十五，走就走，不行算了。”
果然，我走出两步，他在身后喊：“这么冷的天……行吧，上来！”
我一边上车一边懊悔，想著也许十块也能成。但归心似箭，也顾不上这些了。
车厢里已经坐著两个人，一个抱孩子的妇女，孩子裹在碎花棉被里，只露出红扑扑的小脸；一个老头，脚边放著蛇皮袋，袋口露出几根葱叶子。我挨著老头坐下，长凳冰凉，寒气透过裤子渗进来。
司机把车发动著，电蹦子就“突突突”地响起来。车子抖动一下，就像一匹不情愿上路的牲口。隨即，我们拐上马路，真正开始了漫长的顛簸。
不知是路不平还是车太旧，整个人像被丟在筛子里，五臟六腑都在跟著颤。车子时而向左倾斜，时而向右歪倒，我们需要紧紧抓住车棚上的铁桿才不至於摔倒。抱孩子的妇女用身体护住孩子，老头则死死抱住他的蛇皮袋。
窗外，县城的街道在后退。店铺陆续开门了，卖五金杂货的、裁缝铺、粮油店……招牌都蒙著一层灰。行人稀疏，自行车在雪地上留下歪歪扭扭的印子。偶尔有汽车驶过，溅起泥雪，电蹦子司机便破口大骂：“急著投胎啊！”
出了城，路更差了。这是一条乡道，夏天是土路，雨天泥泞，晴天扬尘；冬天覆了雪，坑洼被掩盖，车轮陷进去又弹出来，顛簸加倍。我的头几次撞到车棚顶，发出“咚咚”的闷响。老头被顛得齜牙咧嘴，嘟囔著：“这把老骨头要散架了……”
但司机似乎早已习惯。他甚至在顛簸中点燃了一支烟，单手扶著车把，另一只手夹著烟，偶尔吸一口。烟雾从驾驶座飘进车厢，混合著汽油味，令人作呕。
我咬著牙想，再也不坐这破玩意儿了。等將来，我要买辆真正的汽车，带著父母去县城、去市里、去更远的地方。这念头像一粒种子，在顛簸中生根发芽。
车子经过西极寺——那是一座破败的小庙，据说建於明代，如今只剩下三间正殿，墙上的壁画剥落殆尽。小时候，母亲带我来这里赶庙会，人山人海，卖糖人的、耍猴的、唱秦腔的……热闹得像另一个世界。如今它孤零零立在雪中，门口的石狮子半埋在雪里，仿佛也在沉睡。
拐过十字路口，熟悉的田野和房屋渐渐映入眼中。麦田被雪覆盖，平坦如毡；农家的房顶上，烟囱冒著淡淡的炊烟；远处，祁连山的轮廓在雾气中若隱若现，像一幅水墨画。
快到村小学时，我让司机停下。红砖围墙，铁门紧闭，旗杆上的国旗在风中冻得僵硬。付了钱，我下车。电蹦子“突突”地开走，消失在路的拐弯处。
拐过这个弯就是我的村庄了我怕母亲看见我坐电蹦子乱花钱——她肯定会说：“有班车不坐，烧包！”二来，我需要一点时间，调整呼吸，准备好表情，准备好要说的话。
雪在脚下“咯吱”作响。这声音清脆、乾净，与电蹦子的嘈杂完全不同。
刚拐过弯，就听见一阵吵嚷声。
村委会和庄子相连的那片空地上，一个身影正费力地推著手推车往路边倒雪。那是辆架子车，装满雪后很沉，推车的人身体前倾，几乎与地面平行。不远处，一个老头正背著手往村里走，步子迈得很大，显得怒气冲冲。
走到跟前些的时候，我才看清那推车的是我母亲。
她穿著那件穿了多年的淡黄色还显得有些发白的棉袄，袖头上包著咖啡色头巾，额前散出几缕花白的头髮。雪很深，没过了她的脚踝，每推一步都要用很大力气。
我快步走近。她还在一边铲雪一边低声骂著什么，声音不大，但字字清晰——那些我听了二十年的、夹杂著脏字的抱怨。
“妈。”
她回过头，见是我，愣了一下。手里的铁锹停在半空，雪从锹边滑落。隨即，她脸上绽开笑容，皱纹从眼角辐射开来，像投石入水后的涟漪。
“你咋回来了？刚到？”母亲还向著我来的方向望了一眼。
“嗯。刚下车。”我把背包往上提了提，“你在骂谁？”
母亲笑容收敛了，放下铁锹，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这么冷的天，她竟出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