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4月，东大南京市。
这座古城在春天里显得格外安静。梧桐树的嫩芽刚刚冒头，街道两旁的民国老建筑被粉刷一新，墙根处还残留著前几日春雨的水痕。城东的夫子庙景区里，游客不多，几个卖糖人的小贩正懒洋洋地靠在摊位上打盹，偶尔有穿中山装的干部骑著自行车从青石板路上叮铃铃地穿过。
但今天，南京城里有一处地方，从清早起就热闹得不像话。
南京友谊大剧院。这是南汉的南安城跟南京结为友好城市后，对南京诸多援助其中的一项。
大剧院门口，一条红地毯从台阶下一直铺到街沿，两侧站满了持枪的哨兵和穿制服的安保人员。十几辆南汉援助的桑塔纳轿车一字排开，车头的小旗迎风招展——有东大的，南汉的，东明的，兰芳的，南周等国的国旗。
大会堂正门上方，掛著一条巨大的红色横幅，上面用繁体字写著几个大字：纪念东大全面抗战三十周年献礼影片《南京-1937》全球首映典礼。
离首映开始还有一个多小时，红毯两侧已经挤满了人。有拿著相机等待拍摄的记者，有穿著学生装的年轻观眾，还有不少白髮苍苍的老人，手里攥著皱巴巴的入场券，眼神里透著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期待与紧张。
一辆黑色轿车在红毯尽头停下，车门打开，东大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首先走了下来，紧隨其后的是南汉广电总局局长许富贵，他身后跟隨额是原港岛，现在南汉的影业大亨邵毅夫。许富贵今天穿了一身深灰色的中山装，头髮梳得整整齐齐，胸袋上別著一朵白色纸花，脸色庄重，和平日里那副大大咧咧的模样判若两人。
三人走上红毯时，记者们的相机噼里啪啦地响成一片，闪光灯晃得人几乎睁不开眼。
“许局长！请问这次的首映式，南汉的钟会长会来吗？“
“邵先生！这五部电影的总投资超过了八千万南汉幣，您觉得能收回成本吗？“
“许局长！听说影片中的许多情节都採访请教了当年的亲歷者，能透露是哪位吗？“
许富贵没有停下脚步，只是微微侧头对著话筒说了一句：“你们不要採访我，今天的主角可不是我们，是那些当年在南京城下拼过命的人。至於亲歷者——一会儿你们就会见到。“
说完，他便大步走进了大会堂。
大会堂內部早已布置妥当。舞台正中央的大银幕被絳红色幕布遮得严严实实，两侧各悬掛著一幅巨幅黑白照片——左边是1937年南京城被炮火笼罩的远景，右边是近年来南京重建后的城市新貌。今昔对比，无声胜有声。
观眾席分为前后两区。前区坐著东大和南汉的高级官员、军界代表，以及几位特別邀请的抗战亲歷者。后区则是文艺界人士、东大基层选出的普通市民代表，以及来自南京各大高校的学生。
许富贵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目光在前区扫了一圈。他看到了东大的外交部李怀德副部长坐在前排靠左的位置，正低声跟旁边一位穿灰色中山装的老人说著什么。
那位老人约莫年近八旬，身形清瘦，头髮全白，背微微有些弯曲，脸上也颇多皱纹，一双眼睛看起来没什么精神，像是在躲闪什么。只在左胸口袋里插了一支钢笔，手指不停地来回摩挲著膝盖上的布面，看起来並不像是在出席庆典，倒像是在等待一场审判。
许富贵认识他。
三十年前，南京保卫战的总指挥唐將军。那场惨烈到几乎无人愿意回想的战役，就是在他的命令下开始的，也在他的命令下结束的。守城十二天，十余万將士浴血奋战，最终撤退令下达时，无数官兵在混乱中没能撤出南京城，成了那场浩劫中本不该倒下的牺牲品。
而他本人，在撤退令发出后，乘船渡江离开了南京。
这件事，唐將军自己从来没有否认过。战后多年，他深居简出，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更从不以“抗战將领“自居。有人说他是羞於见人，有人说他是无顏面对南京父老。许富贵不知道別人怎么看，但他记得自己第一次因为这部电影登门拜访时，唐將军开门见山说的第一句话是：
“许局长，我这辈子，有愧於南京。你要拍南京的事，我不配指导你，但我可以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那些守城士兵是怎么打的，哪支部队哪个人，我都记得。“
许富贵当时坐在他家的小院子里，看著他枯瘦的手指一张一张翻著泛黄的作战笔记，听他一个一个念出那些当年在他麾下作战的营长、团长、连长的名字，念到一半忽然停下来，声音哽咽地说了一句：“三十年了，我每天晚上闭上眼，还能看见他们的脸。他们信了我，把命交给了我，我却没能把他们带出来。“
那之后，许富贵又去了两次，每次都是整整一个下午。摄製组据此重新修改了剧本，把许多之前靠档案推测的细节一一还原——哪个连队在哪个垛口坚守到了最后一刻，哪位营长在撤退前烧掉了自已部队的资料以免落入敌手，哪个传令兵在炮火中爬了整整两公里把撤退命令送到前沿。
但这些细节，全都来自那些守城官兵的口述和笔记。关於唐將军本人的指挥决策，影片只用了极克制的几个镜头，一笔带过，既没有美化，也没有迴避。
此刻，唐將军就坐在前排，面前放著一副老花镜，手边搁著一杯没怎么动过的茶，目光低垂，始终没有抬头看周围那些投来的目光。
许富贵收回目光，深吸一口气。他在这个行当里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从四九城红星轧钢厂的放映员，到如今南汉广电总局的局长，出席过无数次首映，但从来没有哪一次，像今天这样让他心里沉甸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