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八年夏天，小芳生了第三个孩子。是个男孩，六斤八两，哭声响亮，整层楼都能听见。家安站在產房门口，听到那声啼哭，腿软了。他扶著墙，慢慢蹲下来。走廊的灯是白色的，墙是白色的，地板是白色的，他蹲在白色中间，像一个被白色包围的小点。护士抱著孩子走出来，喊了一声“林家安的家属”，他从地上站起来，腿还在抖。他接过孩子，孩子很小，很小，比恩慈小，比恩惠小。他的脸皱巴巴的，红彤彤的，眼睛闭著，嘴巴一动一动的，像一条刚从水里捞出来的小鱼。

家安看著那张脸，看了很久。他想起一九六五年，他出生的时候，陈阿圆在永春的老屋里抱著他，煤油灯的光照在他脸上，照在阿母的脸上。阿母那时候才二十多岁，头髮是黑的，脸上没有皱纹，手是光滑的。她抱著他，说“家安，平安”。他把这两个字记了一辈子。

他给孩子取名叫家和。家和万事兴的家和。他把这个名字告诉小芳的时候，小芳笑了。她说家和好，家和就好。她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嘴唇乾裂，头髮被汗水湿透了，一缕一缕地贴在额头上。但她笑了，她笑著笑著，眼泪就出来了。不是难过，是高兴。她看著家安，看著怀里的孩子，看著病房的门。门开著，护士走进来，给她量体温、测血压。

家和满月那天，陈家超市门口又摆了酒席。天很热，太阳很大，晒得青石板发烫。陈阿圆坐在超市门口的藤椅上，怀里抱著家和。家和穿著一件红色的小棉袄，是小芳做的，领口绣著金色的花，扣子是盘扣的。他在陈阿圆怀里睡著了，嘴巴微微张著，呼吸又轻又匀。陈阿圆低头看著他，看著他的脸。脸是圆的，眼睛是闭著的，嘴巴是小的，鼻子是挺的，额头上已经有几道浅浅的抬头纹了。

家安蹲在她面前，看著家和。“阿母，他像你。”

陈阿圆没有说话。她伸出手，拨开家和额前的胎髮。胎髮很软，很细，很密，贴在头皮上，顏色很浅。额头上那几道抬头纹在她手指下面像几条细细的小河。

“他像你阿公。”陈阿圆说。

家安看著家和，看著那张脸。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挺挺的鼻子，小小的嘴巴，额头上三道浅浅的抬头纹。他想起陈远水，想起他在永春的院子里剥花生的样子。他低著头，手指捏开花生壳，咔嚓一声，花生米掉在碗里，壳扔在地上。他的额头上有三道抬头纹，深深的，像刀刻的。

“阿母，阿公会看到的。”

“他会看到的。”陈阿圆说。她把家和抱紧了一些，家和在她怀里动了一下，嘴巴瘪了瘪，但没有醒。他继续睡。

二〇〇八年秋天，家安的公司又扩大了。他在福州、厦门、杭州、上海都设立了分公司，车队从一百多辆增加到两百多辆，员工从四百多人增加到六百多人。他在泉州总部旁边买了一块地，盖了一个更大的仓库，三千多平方米，可以停一百多辆车。他站在仓库门口，看著那些车，一辆一辆地停在那里，红的、白的、蓝的、灰的，像一匹匹等待出征的马。

他走进仓库，走到最里面，看到一根扁担掛在墙上。扁担是黑色的，断过三次，绑著三道麻绳。这是他从陈家超市拿来的，掛在这里。他想让司机们看看，让他们知道他们现在的路是从哪里来的。司机们每天从这里经过，进进出出，搬货卸货，没有一个人停下来看一眼。他不怪他们，他们不知道这根扁担是什么。它只是一根木头，一根旧木头，一根断过三次、绑著三道麻绳的旧木头。它不是一根普通的旧木头。它是从缅甸走到泉州的旧木头。它走过三千里的路，它见过日本人的飞机，它见过滇缅公路的泥泞，它见过陈远水的汗、血、泪。那些汗、血、泪渗进木头里，干了，硬了，黑了。

他伸出手，摸了摸那根扁担。扁担是凉的，硬的，摸上去像摸到了一块铁。

二〇〇八年冬天，家兴的花店在福州开了第十一家。在福州五四路上，靠近省政府，人流很大。他亲自去管的，从装修到进货到开业，都在。店不大，几十平方米，装修得很简单，白墙，原木色的货架，暖黄色的灯光。门口放著一把长椅，椅子上放著一盆蝴蝶兰。他把店交给了一个新来的店长，是个年轻的女孩，姓黄，叫黄小凤，学花艺设计的，刚从农校毕业。

黄小凤问他：“老板，你为什么要开花店？”

家兴想了想。他想到一个地方，一个很远的地方，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但听很多人说过的地方。那个地方叫缅甸。他的阿公从那里走来，走了三年，走回了泉州。他走了一辈子，开了一辈子花店。他种了一辈子花，卖了一辈子花，看了一辈子花。花开了，他笑。花谢了，他不哭。他知道花谢了还会再开。明年春天，后年春天，大后年春天。只要根还在，花就会开。

“因为花会开。”家兴说。

黄小凤不明白他的话，但她没有追问。她点了点头，转身去整理花架。

二〇〇九年春天，家寧在帐簿上又写了一页。她翻开帐簿，看到自己以前写的那些字。有些字已经模糊了，被水洇过，被眼泪洇过。她看不清那些字，但她记得那些字的內容。她记得每一个字。她把那些字在心里默念了一遍。

她拿起笔，在空白页上写下了新的一行字。

“阿公，家和满月了。他长得很像你。圆脸，大眼睛，挺鼻子，小嘴巴，额头上三道抬头纹。阿母说你像你。她说你看到了一定很高兴。你看到了吗？”

她写到这里，停了一下。她想起陈阿圆说“他像你阿公”的时候，声音很轻，轻得像风吹过稻田。她的眼睛是亮的，很亮，像两颗在夜空里发光的星星。她的嘴角往上翘著，那是一个笑。她笑的时候，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一把用旧了的扇子，扇面上画著花。花是粉红色的，花瓣已经褪色了，但花的形状还在，花蕊还在，花的根还在。

“阿公，你走的那天，阿母给你煮了一碗麵线。你说好吃，你吃了。你把那碗面线吃完了，把汤也喝完了，把荷包蛋也吃光了。你把碗放下，闭上眼睛，走了。”

“阿公，面线还在，荷包蛋还在，鸡汤还在。阿母还在煮麵线。每年过年都煮，每年你的生日都煮，每年阿嬤的生日都煮。她把面线端到桌上，放在你的位置上，放一双筷子，放一只碗。碗是白瓷的，碗沿有一个缺口，是你刻字的那只碗。她把它从永春带到了泉州。她把你刻的字给念远看，念远不认识那些字。她把那些字念给他听，阿圆站柜檯，七岁，够不著，阿圆不用踮脚。念远听不懂，他才三岁。他听不懂，但他听著。他听著你写的那些字，把它们记在了心里。”

家寧把笔放下，把帐簿合上。她把帐簿贴在胸口，闭上眼睛。

二〇〇九年夏天，恩慈上小学二年级了。她会写很多字了，会写自己的名字，会写阿爸、阿母、阿嬤、阿公、阿叔、阿婶、弟弟、妹妹。她还会写陈念远的名字，一笔一划，工工整整的。她把陈念远的名字写在田字格里，给他看。念远不认识，念远才三岁，不认识字。

陈阿圆坐在收银台后面，看著他们。

恩慈说：“阿嬤，我教念远写字。”

陈阿圆说：“好，你教。”

恩慈从书包里拿出一支铅笔和一个田字本，翻开一页空白，在田字格里写下了一个“陈”字。她写得很慢，一笔一划。她把铅笔递给念远，指著那个“陈”字，说：“念远，你写。这个是你的姓。”念远接过铅笔，在田字格里画了一条弯弯曲曲的线。那不是字，是一条路。路从田字格的左上角开始，弯弯曲曲地走到右下角。它走了很远，它走了很久。它走到了田字格的尽头，没有路可走了。它停下来了。恩慈看著那条线，皱了皱眉头。她说你画的是什么。念远说，路。恩慈说路不是这样的。念远说，阿公说的。恩慈说哪个阿公。念远说，天上的阿公。

家寧站在旁边，听著念远说“天上的阿公”。她想起陈远水，想起他在永春的院子里剥花生的样子。他低著头，手指捏开花生壳，咔嚓一声，花生米掉在碗里。念远没有见过他，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是谁。但他知道天上有一个人，那个人是他的阿公。他不知道那个人长什么样子，不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不知道那个人走过什么路。但他知道他在天上，他看著他。

家寧走过去，蹲在念远面前。“念远，你见过天上的阿公吗？”念远摇了摇头。“那你怎么知道他？”念远想了想，用手指了指额头。“这里。阿嬤说，这三道是阿公的。”他的手指在额头上轻轻划著名，在那三道浅浅的抬头纹上划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