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清晨，香港的报摊前人头攒动。陈婶还没把报纸码好，就有人把手伸过来了。“给我一份！”“我也要！”“別挤別挤，都有！”《香港商报》头版整版gg，用加粗字体印著几行字——“李少將新作《零下38度》今日开始连载！1940年的哈尔滨，一段真实的潜伏。致敬那个冬天，致敬那些在零下38度的酷寒中仍坚守信仰的人！”
读者们抢到报纸，立刻翻到副刊。茶楼里座无虚席，连角落里那张平时没人坐的桌子都被人占了。人人手里都攥著报纸，有的已经翻到了连载版，有的还在等伙计送茶来。这个早晨，全香港都在等同一个故事。
小说开篇第一句话，就让读者感受到了彻骨的寒意。“1940年1月，哈尔滨的气温降到了零下38度。松花江冻成了铁板，吐口唾沫还没落地就成了冰碴子。”
一个头髮花白的老读者读到这段，放下报纸，摘下老花镜，语气篤定。“这个温度，我当年在哈尔滨待过，就是这个感觉。李少將是真的懂东北的冷。他不是没去过东北吗？怎么能写得这么真？”
旁边的人接话：“他写什么不像什么？《潜伏》写天津，《悬崖》写哈尔滨，《借枪》写天津，《偽装者》写上海。他哪儿都去过？不是去过，是查过。写小说的人，脑子里的东西比脚走过的路多。”
主角年定邦出场了。他表面上是哈尔滨一家电影院的放映员，温吞老实，爱老婆顾家，熨衣服、洗菜、做饭、递外套样样有条不紊。但谁也不知道，他曾经是国民党军统的顶级特工，身手了得，智谋非凡，令日寇闻风丧胆。
茶楼里有人拍桌子，声音大得整个二楼都能听到。“这写的又是李少將自己！军统顶级特工，隱居身份，这不是他本人是谁？年定邦，年——沈逸川本名里没有年，但这个『邦』字，不就是『国安家邦』的意思吗？一个曾经的特务，名字里藏著『邦』，寓意深刻。”
对面的人不以为然，把报纸翻到第一页。“你什么都往李少將自己身上套。他写个特务就是他自己？他写了那么多特务，余则成、周乙、明楼、蔡水根，哪个是他自己？”
那个拍桌子的人说：“余则成不是，周乙不是，但这个年定邦是。你看看他的描写——『温吞老实，爱老婆顾家』。李少將不就是这种人？在家里给太太端茶倒水，在片场给演员讲戏，在外面被人骂也不还嘴。这不是他是谁？”
常青的出场让茶楼里又炸了一轮。她是哈尔滨某医院的外科医生，美丽大方、嫉恶如仇，暗中则是中共地下党员，利用职务为抗联秘密提供药品。她与年定邦因互相隱瞒身份而產生了误解与矛盾。
一个穿著旗袍的中年女读者激动地说：“李少將的太太不就是抗日女英雄吗？这不是写的林婉清是谁？职业换了，但骨子里一模一样。”
旁边的人接话：“林婉清？穆晚秋。李少將的太太现在叫方若云，你別搞混了。”
女读者不依不饶：“我说的是前妻。林婉清就是穆晚秋。她当年在斧头帮杀了多少人？比常青还厉害。常青至少还是个医生，林婉清是刺客。李少將把她写温柔了。”
角落里有人插了一句嘴：“温柔？你看到后面再说。常青要是不温柔，年定邦能跟她过那么多年？”
年定邦厌倦了在偽满洲国这种地方小心翼翼地活著。他搞到了两张车票，想带妻子常青去昆明国统区，重新开始生活。他对常青说：“这里太冷了。不仅是天气冷，是人心冷。我们走吧，离开这个地方。”然而，常青却暗中接到了新任务，必须留在哈尔滨。夫妻间產生了矛盾。“你为什么不肯走？”年定邦问。常青无法解释，只能沉默。年定邦不知道的是，他的妻子是中共地下党员，正在为抗联秘密运送药品。
老军统们读到这里，纷纷感慨这种“同床异梦”的煎熬。
一个穿著旧军裤的老人把报纸放在桌上，手指点著那段对话。“两个人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都以为对方是普通人。年定邦怕常青知道自己是军统特工，常青怕年定邦知道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这才是最要命的——睡在一张床上，却各怀鬼胎，隨时可能发现对方正是自己要对付的『敌人』。”
另一个老人接话，语气低沉。“这种危险，比被日本人抓走还要命。日本人抓你，你死就死了。被自己最亲的人发现，那是生不如死。我当年有个同事，潜伏在被日本人占领的上海，娶了一个中共的女地下党。两个人过了三年，谁也不知道谁。后来暴露了，两个人在审讯室里相见，那女的当场咬舌自尽。男的后来疯了。李少將写的就是这种。”
老军统们越討论越觉得这是沈逸川自己的故事。
一个头髮花白的老人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这个年定邦，就是沈逸川。军统特工，想带老婆离开危险的地方。常青，就是林婉清。中共地下党员，有任务不能走。两个人瞒来瞒去，瞒了好几年。这不是写小说，这是写自传。”
另一个老人接话，把报纸翻到第一页。“年定邦，年——沈逸川本名里没有年，但这个『邦』字，不就是『国安家邦』的意思吗？一个曾经的特务，名字里藏著『邦』，寓意深刻。”
张一鹤打来长途电话到巴黎的酒店。沈逸川接起来，张一鹤的声音带著一种“你猜怎么著”的兴奋。“沈先生，今天报社的电话被打爆了！全是问《零下38度》的。有读者问年定邦是不是您自己，有读者问常青是不是林婉清，还有人问方小姐知不知道您写这本书。台湾那边也来信了，一个自称『台北老军统』的读者说：『《零下38度》比《潜伏》还好看，因为它是真的。年定邦想走却走不了的那种无力感，只有经歷过的人才写得出来。』他还说：『我们这些老军统，当年谁不想走？谁不想带老婆离开那个烂摊子？但走不了。不是因为日本人，是因为我们自己。我们欠的债太多了。』”沈逸川沉默了很久。
穆晚秋在巴黎的酒店房间里读到前几天邮寄过来的《香港商报》。她靠在沙发上，把报纸翻到连载版，从头读到尾。读完后皱眉头，把报纸放在茶几上，手指在“年定邦”和“常青”两个名字上慢慢划过。
“你把我们的故事写成这样，年定邦是你，常青是我。那方若云看了怎么办？这本书里会出现一个方若云一样的人物吗？年定邦和常青是夫妻，没有第三个人。你和我就不同了。”她抬起头看著沈逸川，目光里有调侃，也有认真。
沈逸川接过报纸，看了一遍。“我写的是1940年的哈尔滨。那时候方若云才几岁，跟她没关係。年定邦和常青只有两个人，没有第三个。”他顿了顿，“年定邦只有一个常青。”
穆晚秋看著他，沉默了好一会儿。“你最好保证后面也不会有。不然方若云找你算帐，我可不管。”沈逸川说：“她不会找我算帐。她从来不问我写什么。”穆晚秋说：“那是因为她相信你。你別辜负她。”
窗外巴黎的暮色渐渐沉了下来，街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沈逸川站在窗前，看著远处的艾菲尔铁塔的灯光在夜空中闪烁。他想起方若云，想起她在机场送別时红著眼眶但没有哭的样子，想起她在电话里说“家里一切都好”的声音。他拿起笔，在便签纸上写了一行字：“年定邦只有一个常青。沈逸川也只有一个常青。但沈逸川还有方若云。”他看著这行字，看了很久，把纸折好，放进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