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们倒没有觉得余切摆谱。只是觉得，为什么会有傻子来反对财神爷？
安阳历史上确实很辉煌，那是三千多年前了。
大商已经亡了！
现在安阳是一个小地方。殷墟下的甲骨文，就是这里最大的文化品牌。
考虑到殷墟奇慢无比的发掘进度，也许要挖上一百年，可以养活几代考古人了。为什么要得罪给你发钱的人呢？
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又去找胡后宣，却见到胡后宣正在起草文件——《甲骨文返还倡议书》。
这可真是把人气笑了：
“胡老啊！余切年轻，受不得气也就罢了！您是老江湖了，那国外那么多博物馆，哪个没收藏几片甲骨文？你怎么也冲动起来了！”
胡后宣当即怒道：“能不能和想不想，是两码事！你们年纪轻轻，才真的是骨头断了！”
干部也被喷个狗血淋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这就是不了解胡后宣了。
胡后宣取得国内甲骨文的大师地位后，就开始写文章搞论战。他年轻时也做过文化战狼，战功赫赫。
解放后，国内有段时间很流行这么一个说法：商代和西方的罗马极为相似。
这是民国一批考古学说的残留，当时一些人认为，中国人是“古巴比伦”的后裔，想办法认了个洋祖宗。
根据华师教授吴则的《中国历史大系》所著：罗马皇帝尼禄很喜欢让奴隶和奴隶、奴隶和狮虎等猛兽格斗，欣赏奴隶被打死的惨状，而商代的皇帝帝辛（商纣王）也是这样，喜欢让底下的臣子互相生死搏斗。
确实有这种事情，但其背后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尼禄是纯看乐子，纣王是为了惩罚不听话的臣子。一个是纯粹的野蛮，一个是用野蛮来维护秩序。
前一种言论进一步演化下去，就变成了商代十分原始，没有个基本的人文道德观念。商代的文字、商代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农业耕作技术，都十分落后。
而胡后宣鲜明的反对这种学说。
他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纣王比同时代的统治者更滥杀。搞不好纣王是个锐意革新，但回天无力的明君……这观点还值得商讨。
但是，商代的各项发展，已经有了长足进步，这就是肯定的了。
因此，商大于等于罗马。
纣王是人类，尼禄是类人。
胡后宣是这个意思。
胡后宣由此开启了论战，对同在沪市的吴则批判道：“吴氏甲骨学的素养太差，对荒谬的解释每每不辨是非，只能辗转抄录，将错就错。”
“只有史观，没有正确的史料，那只是没有根据的一种空想。”
他认为同为教授的吴则鬼话连篇，胡说八道。
吴则招架不住，只好在书出版三年后修订一番，相当于认输了。这成为吴则的个人学术黑历史。
事情过了三十年，后来再有人采访胡后宣，发现胡后宣还在关注当年的事情。对吴则改了什么，没有改什么很清楚，说起来头头是道。
所以说，胡后宣怎么可能“量甲骨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呢？
他也是个睚眦必报的人。
于是，大会的财神爷索要甲骨文；大会的执行人也索要甲骨文。大家只能看着他们办下去。
干部们知道事情无法改变，只好找到那三个本地研究员：“你们向余切道歉去吧，说不定还有转机。”
研究员觉得很不公平，怎么所有人都在替余切说话？
他甚至都没出面，从胡后宣，从周顾成，从那些没有原则的美国赞助商……他们纷纷和自己撇清关系。简直没有王法了。
研究员反倒劝干部们不要被吓倒了：“我要写信，我要检举。如果他们因为发言索取甲骨文碎片，得罪了国外教授，他们就是我们学术界的罪人！”
“今天的大好局面来之不易。”
话是这么说的，很硬气，三个人中却出了一个叛徒，有一个人找余切认错去了。
陈东杰亲眼见到了这件事情。当时，陈东杰正在陪余切吃饭。
余切一听这个人来道歉的，问清楚这个人的名字后，立刻说：“我原谅你了。”
这人问：“那我还有机会去美国吗？”
余切摇头：“不可能。你毕竟公开反对过我和胡老师，能不能赴美，是我们来写推荐信的。我怎么可能给你写推荐信呢？”
这算哪门子的原谅？
哦，原谅了一半，不完全原谅。
那其他两个，岂不是在家乡的会议都参加不了？太霸道了吧！
结果，真是这样！
到第二天早上，三位反对者从宾馆出发来到会议现场，只有昨晚上认错的那个被放进去了。
另外两个已经被取消了名额。
哈珀也是有话可以讲的：“在我们的赞助条约中，有这方面的规定……我们有权决定什么人可以来，什么人不可以来，我们随时保留撤资的权利。”
“当然，这都是合理合法的。”
两位只能无能狂怒。
“这不公平！这不公平！”
“余切是骂你们美国人的，你们却护着他！我是你们的朋友啊！”
余切竟然真的就把他们开了！
津贴、职级、代购家电……都离他们而去了！
两位研究员这才如梦初醒，先是不可置信的喃喃自语，然后也学着认错的那位，托人来给余切认错。
他们进不去现场，只能托人来办。
余切问了胡后宣本人的意见：“胡教授，您觉得我们应该原谅他们吗？”
胡后宣听后没有回答，却问参会的其他成员：“我们应不应该原谅他们？”
众人面面相觑一阵，最后没有一个人为那两个人说话。
陈东杰在纪实报告中写道：余切没有“得饶人处且饶人”，一些人认为《烛光‘夜’话》后，余切不再是当年那个因为刊登和歪曲了小说，就要在燕大闹翻天的年轻人。
我觉得他没有变过。变的只是他有更体面的方式来处理，有很多人愿意为他效劳。
这场小风波并不大，鲜有报道，却在之后的回忆文章里面频繁出现。
由于余切个人没有写日记和回忆录的习惯，别人要研究他每个时间段在做什么，往往就通过其他作家的只言片语来拼凑。
这也算是“余学”研究的一个乐趣。
往后的三天，大会转为全体国内外学者的开放性讨论，所有人都被甲骨文的魅力所倾倒。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