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

有那么一瞬间，诸葛亮甚至有些怀疑自家是不是真像眾人夸的那么聪明。

毕竟他如果真的那么聪明，为什么只听懂三四分呢？

只是他確实不知，他能在这片刻之间就有所领悟已经很了不起了。

其他士子，乃至一旁的大儒都是若有所思，但却找不到头绪。

幸而诸葛亮没有司马懿那么重的偶像包袱，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他再次躬身一礼，颇为惭愧道：

“弟子愚鲁，还请先生开释！”

魏哲想了想当即换一个角度解释道：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这句话其实很好理解：知道了却做不到，那只能证明你知道的不够多。

知道的不够多，其实也就是不知道。

正如我们听过很多人生哲理，却依旧过不好这一生！

以诸葛亮的智慧也不难理解这句话，略作沉吟便轻轻点了点头。

最⊥新⊥小⊥说⊥在⊥⊥⊥首⊥发！

魏哲见状方才继续耐心道：

“老农凭先人口口相传，天长日久而懂稼穡。”

“因其知稼穡，故必然能春耕秋收，此乃天理也。”

“若有一人学富五车，自言精通稼穡，然所植田亩颗粒无收，此不能为知。”

“老农纵然不识一字，然於稼穡之道亦是【已知】也。”

“正如你已经听了圣人之道，却没法立刻践行圣人之道，这便是【未知】。”

说到这里，魏哲总结道：

“未有先知而后行，亦未有先行而后知。”

“知行一体，不可分离。”

见魏哲这么一说，诸葛亮终於恍然。

至於其他儒生甭管有没有真的听懂，此刻都似懂非懂的连连頷首。

然而当诸葛亮坐下之后，还不等下一个学子提问，一旁的周瑜忍不住道：

“若已格物致知，其后又当如何呢？”

说罢他顿觉失言，当即一脸歉意的请罪道：

“卑职一时沉迷，鲁莽失言，还请殿下降罪。”

“无妨！”魏哲只是隨意一笑。

他既然让周瑜隨侍左右，自然也有提拔培养之意。

於是魏哲不但不怪罪，反而回答起周瑜的问题：

“既已格物致知，其后自当实事求是，量知为用，各尽其能。”

而周瑜见魏哲没有怪罪，便大著胆子继续提问道：

“那我等又该如何实事求是，量知为用呢？”

这回魏哲沉默的时间就比较久了，忍不住皱眉思量起来，但眾人却不敢催促。

此时此刻，即便是卢植、郑玄等人都不得不承认魏哲的儒学水平。

或许在广博方面魏哲比不上他们，但在思想深度方面魏哲已经是先行者了。

而魏哲之所以思量了这么长时间倒不是被问住了，而是不知该怎么回答更好。

他刚才所言虽然借鑑了“心学”的部分理论，可他並不是真要用“心学”。

实际上他这些年並不只是单纯读经，而是在寻找一个適合当下的学说。

幸而十年下来他终於有了些许成果。

那便是——实学！

眼下与其说是他在解读《大学》，不如说是他在用《大学》註解“实学”。

关於“实学”，其实与“理学”一样起源於南宋。

当时以大儒陈亮为首的永康事功学派，批判空谈道德，倡“义利双行，王霸並用”，因此与朱熹、二程的“理学”水火不容，爭论不断。

只可惜最终还是朱熹笑到最后，“永康事功学派”自此没落数百年。

直到明朝中晚期，由於天下日渐衰败，天下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救国之道。

其中海南大儒丘濬受永康事功学派启发，方才开创“实学”一脉。

丘濬与陈亮不同，他虽被人称为当代通儒，可同样有大量的政治实践经验。

其人歷事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先后出任翰林院学士、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英殿大学士等职。

並且在当了六年大明首辅之后，年迈的丘濬才遗憾的在任上去世。

也正是因为他的特殊经歷，导致他的儒家学说格外注重“经世致用之学”。

比如丘濬就曾经在所著的《大学衍义补》的第二十七卷《制国用铜楮之幣》中特地写道——世间之物虽生於天地，然而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浅深，是故其价有多少。

无独有偶，两百年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也提出了“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相似观点。

並且丘濬尤其注重经济之道，一直尝试建立以白银为基础，银、钱、钞三位本位制货幣体制的模式，可惜受当时朝局影响，始终未能实现。

不过自丘濬之后实学对大明朝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影响渐大。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导致“实学”不如晚出现几十年的“心学”流行，也不如“心学”那么老少皆宜，通俗易懂，能入门且领悟的都是少数人。

丘濬死后明代实学便分裂为两大学派：

即：明体適用派、王霸並用派。

其中明体適用派主张恢復儒学“內圣外王”的精神，强调“学仕合一”，其代表人物有丘濬、吕坤、谢肇淛、陆世仪，顾炎武、李顒等。

而王霸並用派也可称之为“义利双行”派。

这一派主张復兴先秦的诸子学说，对管子、韩子、老子、庄子、墨子等都有所称颂，尤其是吸收了管、商的“功利”学说，不讳言“富强”，以“富国强兵”作为一生追求的终极目標。

其代表人物有张居正、海瑞、焦竑、徐光启。

但无论是哪个派別，明代实学统一都摒弃“八股之习”与“道学之习”，这是明代实学思想家所共同针砭的目標，往往称之为“俗学”，以与自己所提倡的“实学”相別。

他们讲究“实用”，提倡“实学”、“实行”、“实政”，主张“实心”任事。他们拋弃道学家游谈无根的陋习，更多地注意那些有关国计民生的事情，诸如农田、水利、河漕、盐法等等。

只可惜实学的影响力还是太弱，仅靠一两个大臣依旧无法改变局势，没有皇帝的支持与坚定的推动，实学的思想也没办法像朱熹的“理学”一样成为官学普及。

故此当明朝灭亡之后，实学仅仅只剩下顾炎武、朱舜水、黄宗羲、王夫之、顏元等人苟延残喘，並且由於南明內斗不断，彻底回天乏力。

结果歷代实学先贤不断探索得来的经验，以及他们从明朝灭亡中得到的惨痛教训，竟然隨著朱舜水东渡，在这个岛国传承下来，为日本所吸收。

唉，世事无常，每每思之都让人不由扼腕嘆息！

当然，眼下魏哲倒没必要为那不知道还会不会存在明朝感慨。

对於魏哲而言，当下他亟需的是“实学”的精神！

是那种~实用、实学、实行、实政，主张“实心任事”的实事求是之精神！

尤其是以张居正为代表的“义利双行”派，正合魏哲心意。

毕竟如今距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不到三百年，先秦的诸子学说还不像后世那么式微，在民间尚有许多传承，社会上也没有形成后世那么深刻的儒家烙印，对管子、韩子、老子、庄子、墨子等学还能大致保持一定的客观。

而这种开放的治学態度，正是魏哲所需要。

於是魏哲思量再三之后，当即以王朗与陈纪的辩经为例子，针对荆州宋忠的批判进行剖析，將他方才在藏经室中关於“义利之辨”的论调重复了一遍。从“义利双行”为切入点，告诉周瑜什么叫做“实事求是”，什么叫做“量知为用”。

“若为公义故，君子当不讳言利。”

当魏哲话音落下，周瑜自然不用多说，当场受益匪浅。

但更震惊的还是其他第一次听说这些见解的儒生们。

“以公利定公义，以私利定私义”之言，当场好似黄钟大吕一般，让他们身心舒爽，豁然开朗。

以往觉得疑惑之处，此刻瞬间感觉都有解释了。

而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好不容易平復的心神顿时再度震盪。

因为连“义利之辨”都能解答，这无疑说明魏哲的学说是真的成立的。

如此一来，岂不说明魏哲关於“由凡入圣”的言论真的有机会实现？

一念至此，在场的无论是士子还是大儒看向魏哲的眼神都瞬间变得火热起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