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刚好，挖坏田埂的农户妻子，之前做过地主家的丫鬟，性格泼辣。

于是，两家就吵起来了。

一不小心双方上头，相互扭打在了一起，好在有农民公会的巡逻人员及时发现制止，这才没闹出太大乱子。

可到了这时，事情已经没法收场，两家都不想善罢甘休，只能闹到镇上，让镇长做主。

镇长不敢怠慢，立刻搞清楚前因后果，发现真就是小事，那就小事化了。

事情闹到这里其实应该已经结束，可最开始挑事的农户妻子又开始作妖，双方再度闹扯起来。这次，他们不找镇长了，决定直接按照乡约解决纠纷。

等到镇长发现，已经彻底没法解决，只能上报给溆浦县令。

溆浦县令也觉得棘手，因为乡约不是一般东西，这玩意在宋时就已经存在，元明清三朝都选择继承。

说白了，就是朝廷官府授予地方法度框架，然后乡镇自行由官员牵头、乡绅主导，制定乡镇自治法律。

而这套自治法律，官府如非必要，不会直接横加干涉，也不会随意改动，出了什么问题，乡镇自己按照乡约判罚解决。

民不举，则官不究。

可刚好这段时间，《大汉新律》又正式出台宣发。

这可是大汉刚出的新法，一个不小心可能就是乡约大于新法，那就太严重了，蔑视大汉法度，这就是滔天巨案了。

溆浦县令没法解决，他想依据《大汉新律》，但又怕激起民愤，只能上递辰州知府。

辰州知府刘弘昌也发现此事不简单，不能当作寻常乡里纠纷来看待，尤其是这其中所谓的遵守乡约，为什么要遵守乡约？

这村子里的百姓，明显对乡约已经非常熟悉，可能利用乡约已经解决过很多“案子纠纷”，而这乡约的背后制定者又是谁？

刘弘昌立马给长沙发去急电，请求联署上奏此案。

如此，这一封叙述乡里纠纷的案子奏章，封面第一页已是有了十多个署名，从黄溪口镇镇长，到溆浦县令、辰州知府、湖南三司官员等等，但凡能碰这道案子的都进行了署名。

奏章下面，还额外夹带十多本奏簿，都是署名的湖南官员给的建言。

聂宇简单翻看几篇，问起了自己的湖南秘书官左观澜：“你知道什么是乡约吗？”

左观澜拱手：“臣幼时曾经在乡里确实有听过，当时甚至每隔一个村子，乡约内容都有不同，但总体都是教人向善。虽然很多乡绅定下乡约后，该胡作非为还是胡作非为，但总归会受到乡约的部分约束，而这种情况一直到臣渐渐长大，才开始迅速变味。”

“这是为何？”聂宇疑惑问道。

左观澜脸上带着讽刺：“因为‘乾隆盛世’啊！盛世是需要钱粮的，一村一乡约，让官府不好盘剥百姓，只能通过乡绅作为中间商。所以本来官府不做干涉的乡约，就此名存实亡，各村乡约逐渐被改成了官府需要的乡约，官府借着这些乡约，大肆盘剥虐害百姓。”

乡约最初确实是个好东西，因为皇权不下乡，朝廷要控制地方乡镇，统治成本太高了。而这种朝廷牵头下，邀约乡绅共同确立的乡约制度，刚好可以完美填补这个缺漏，还不用损耗朝廷财政。

换言之，这个时候的乡约制度，更主要的目的是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解决百姓生活遇到的各种问题纠纷，维持地方乡镇的基本稳定，而不只是单纯为了增加朝廷权威。

另外还有社学、保甲等也与乡约制度互相配合，他们往往会选出乡里最德高望重之人，来担任里长、粮长等吏职，作为乡约遵守的基层代理人。

官府为了更好管理，还会进一步下放权力给这些代理人，让他们去更好推行和维护乡约。

然而……

到了满清时期，一切就都变了，尤其康乾盛世下，别管是不是饿死人的盛世，但这时期的中国人口确实激增迅速。

乾隆贪恋权势，为了强化朝廷对乡镇的控制，对乡约先是加入“圣谕六言”，接着又要求地方乡里遵守乡约时，必须对“乡约牌”行礼等。

满清时期的乡约，已经基本沦为清廷控制权力的工具，而不再具备乡约对百姓的教人向善、互恤互助作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