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川坐在书房里，面前摊著一张写满电话號码的纸。张一鹤介绍的两个律师、陈国华介绍的一个律师，他都打了电话。

第一个律师听说是“涉及英国军情六处”的案子，立刻推说“最近手头案子太多，忙不过来”，声音客气得像在念台词。

第二个律师更直接：“沈先生，这个案子我接不了，您找別人吧。”说完就掛了。

第三个律师倒是客气，说“我帮您打听打听”，然后没了下文。

沈逸川放下电话，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他知道这些律师不是没能力，是不敢得罪英国人。在香港这块地界上，得罪了英国人，以后还怎么混饭吃？

他想了很久，拿起电话，拨了老马的號码。接电话的是老马的女人，说老马不在，问他有什么事。沈逸川说“麻烦让他回来给我打个电话，我是沈逸川”。掛了电话，他坐在沙发上等著。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九龙塘的街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他等了一个多小时，电话铃才响。

老马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著一种“沈將军您找我”的急切。“沈將军，出什么事了？”沈逸川把情况说了：几个律师都不敢接。老马沉默了几秒。“沈將军，您別急。我帮您问何爷。他在香港人面广，认识的大律师多。您等我消息，我一会儿打给您。”沈逸川说“麻烦你了”，老马说“您跟我客气什么”，掛了电话。

第二天，老马回电话：何爷同意见面，晚上在旺角的一家酒楼。老马特意叮嘱：“何爷说了，您別带东西，人来就行。”

沈逸川换了一件乾净的深灰色西装，对著镜子整了整领口。他看著镜子里的自己，脸色灰败，眼袋深重，像老了十岁。他深吸了一口气，出了门。

晚上七点，沈逸川到了酒楼。老马在门口等他，穿著一件黑色短褂，领口敞著，露出一截金炼子。他领著沈逸川上了二楼包间，推开门。何爷已经坐在里面了，穿著一件藏青色的大褂，布鞋，白袜，手里端著一杯茶。看到沈逸川进来，他放下茶杯，站起来，伸出手。

“沈先生，坐。”何爷的语气比上次更客气，没有提“顾问”的事。他知道沈逸川这次来是求人的。沈逸川在他对面坐下，老马站在门口，没进来。何爷摆了摆手，说“老马，你也坐”。老马搬了把椅子坐在门口，翘著二郎腿，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没点。

何爷没有绕弯子。“沈先生，您太太的事我听说了。我给您介绍一个人——陈炳昆大律师。”他顿了顿，“陈律师在香港打了几十年官司，英国人那边也给他几分面子。他肯接的案子，没有打不贏的。”话音刚落，包间的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瘦高个，戴著一副金丝眼镜，穿著一身剪裁合体的深蓝色西装，手里提著一只公文包。头髮梳得一丝不苟，皮鞋擦得鋥亮。

何爷站起来，介绍道：“陈律师，这位就是沈逸川沈先生。”陈炳昆伸出手，握了握，力度適中，不轻不重。他在沈逸川对面坐下，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份文件，推过来。

“沈先生，您太太的案子，我初步了解了一下。1935年上海公共租界一名英国官员被杀，当年案子没有破。现在有人旧事重提，而且是军情六处的人出面，来头不小。”他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但这个案子也不是不能打。时间过去了快二十年，证据早就不全了。关键是，举报人是谁，他手里有什么证据。另外，沈太太在里面有没有招供？”

沈逸川摇头：“我不知道。警署不让我见。”

陈炳昆点了点头，合上文件。“只要沈太太没在里面招供就好办。事情已经过去快二十年了，上海公共租界早就不復存在了。当年的案卷还在不在，证人还在不在，都是问题。我可以想办法，看能不能先取保出来。在英国人的法律里，取保候审是允许的。只要有人担保，有固定住所，有正当职业，法官通常会批准。”

何爷在旁边接话，语气不紧不慢：“陈律师，保人的事我来。沈先生是香港的名人，他太太也不会跑。我做保人，应该够分量。”

陈炳昆看了何爷一眼，点了点头：“有何爷担保，把握更大。”

沈逸川站起来，朝陈炳昆鞠了一躬。“陈律师，拜託您了。”陈炳昆连忙扶住他，说“沈先生別这样，这是我分內的事”。

沈逸川又转向何爷，深深鞠了一躬。“何爷，大恩不言谢。以后您有什么用得著沈某的地方，愿效犬马之劳。”

何爷摆了摆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沈先生，您別这么说。虽然以前请您加入我帮，但现在如果您加入，反而显得我乘人之危。所以一切等您太太事情解决之后咱们再说。您先別想这些，把太太的事处理好。”他的语气平和，但意思很清楚——他不要沈逸川现在报恩。

沈逸川端起酒杯，敬了何爷和陈炳昆，一饮而尽。白酒辣，呛得他咳了一声。

陈炳昆也端起酒杯，抿了一口，放下。“沈先生，我明天就去警务处，申请见您太太。情况问清楚之后，我再跟您联繫。”沈逸川点了点头，说“好”。

散席后，沈逸川一个人走在九龙塘的街道上。夜风微凉，梧桐树的新叶在路灯下轻轻摇著。他走得很慢，脑子里翻涌著二十年的记忆。他不信她是间谍。不管1935年她在上海做过什么，从1938年嫁给他的那天起，她就是他的妻子，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这就够了。

他走到自家楼下，抬头看了一眼二楼的窗户。灯没开，黑漆漆的。林婉清不在家，屋子是空的。他上了楼，打开门，屋里很安静，只有墙上的钟在走。他换了鞋，坐在沙发上，没有开灯。

何爷的话在他脑子里转——“一切等您太太事情解决之后再说”。何爷是帮会头子，讲义气，但他也知道，何爷不是开善堂的。这个人情，他欠下了，但以后怎么还，他还没想好。他只知道，这个人情他还不起了。不是还不起，是不知道怎么还。何爷有的是钱，有的是人，什么都不缺。他沈逸川能给的，何爷都不需要。但他欠了，就得记著。

第二天下午，门铃响了。沈逸川打开门，张一鹤站在门口，身后还跟著一个人——香港商报的总编，姓梁，五十多岁，头髮花白，戴著一副黑框眼镜。张一鹤的表情有些尷尬，梁总编倒是坦然，进门就说“沈先生，打扰了”。三人在客厅坐下，林婉清不在，茶是沈逸川自己倒的。

梁总编没有绕弯子：“沈先生，报纸压力很大。读者们每天都在问，李少將什么时候恢復连载？就算不恢復连载，您也至少在『少將信箱』里回答几个问题。读者想知道您的情况。这几天报社每天接到几十个电话，全是问您和您太太的。”

沈逸川沉默了一会儿，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苦味在舌根上散开。他放下杯子。“好。我恢復连载。”

张一鹤愣了一下，没想到他这么爽快。沈逸川看著他的表情，苦笑了一下。“你们也不容易。再说了，写小说是我养家餬口的本事。婉清的事情还要花钱。我不能停。”

梁总编连声道谢，张一鹤鬆了一口气。沈逸川送他们到门口，梁总编握了握他的手，说“沈先生，保重”。张一鹤拍了拍他的肩膀，没说什么。

第二天新一期《香港商报》副刊，恢復了《偽装者》的连载。这一期正好是明镜为了救明台，不惜向汪曼春下跪的情节——

明镜跪在汪曼春面前，声音发抖但目光坚定：“汪处长，我求你。”汪曼春坐在办公桌后面，翘著腿，手里夹著一根烟。她看著明镜跪在面前，嘴角慢慢翘起来。“明镜，你也有今天。”

茶楼里的读者们读到这段，有人红了眼眶，有人拍桌子骂汪曼春。一个老太太摘下眼镜擦了擦，说“明镜为了弟弟，命都可以不要，跪一下算什么”。

“少將信箱”里，沈逸川写了一段话。“有读者问我，太太的事是真的吗？我只想说，不管1935年以前她做过什么，从1938年我们结婚到现在，她都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我相信她。”

茶楼里有人念出这段话，沉默了一会儿。有人端起茶杯，有人低下头继续看报。那个拍桌子骂汪曼春的人放下拳头，说了一句“李少將不容易”。

深夜，沈逸川站在阳台上，手里攥著那份报纸。他想起明镜下跪的那段——他写的时候，林婉清还在家，还给他端茶倒水。他问她“你觉得明镜该不该跪”，她说“该。为了弟弟，命都可以不要，跪算什么”。现在她为了这个家，什么都愿意做。

他喃喃自语：“婉清，你也是。为了这个家，你什么都愿意做。对不对？”没有人回答。远处的海面上，最后一艘渔船的灯光也熄了。他转身走回屋里，空荡荡的客厅里，只有墙上的钟在走。